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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贴士”（tips）并不令我安心，甚至暗暗感到自己的兴趣和他的不合。怎么办？
没想到除了费正清外还有史华慈，我第一次听史华慈教授讲中国思想史的课就入了迷，犹如在思想上发现了新大陆。关于这一段缘份，将在下一章详述。
在哈佛的生活远较芝加哥舒畅。拿到了全部奖学金，我不必再为一日三餐发愁，有几位学长从旁扶持（后来又交上几位挚友，如梅广、华昌宜和周健夫，当时都在哈佛攻读不同的学科），我也不感到孤苦零丁了。然而心中还是有点“纳闷”，那种苦闷不是来自课业的压力，而是来自内心生活：也许是受杜斯妥也夫基小说的影响太深，我感到我的精神煎熬仍然炽烈，甚至开始自疑：作个哈佛研究生，我还是平庸的芸芸众生之一，看那些美国同学一个个比我世故，在课堂上说得头头是道，而我呢？还是维持我一往的沉默，甚至走在哈佛园（Harvard Yard）时也不自觉地低着头。
有一天，我从哈佛校园“破颜遮帽”而过，可能当时心情太沉重了，抬不起头来。迎面几乎撞倒一位老人，他向我大叫一声，声若洪钟地说：“年轻人，抬起头来，天下没有应付不了的难事！”我就像碰到禅宗师传的当头棒喝，顿时醒悟过来。
这一段“奇遇”，我曾多次重述，甚至在最近一篇谈我退休的文章中又一次旧事重提，并且说：“我这四十多年在美国的学术生命，就靠这位陌生老人一句话之赐！”他到底是谁？我至今也无由得知，因为当年自己太过腼腆，似乎也没有向这位老人道谢一声，就擦肩而过。想来他必是哈佛的一位教授，而当年的哈佛老教授几乎人人都有一种随和的风度，平易近人，绝非电影中的样子（也许法学院的不同，譬如那部描写哈佛法学院生活的影片《Paper Chase》）。哈佛的老教授也个个能言善道，在课堂上是第一流的演说家，我到处旁听大班课，一半是课程内容，一半是听这些教授的“演讲词”。当时擅于此道的有：教英国史的David Owen、教法国史的Crane Brinton、欧洲近代思想史的H。 Stuart Hughes、和教俄国史的Richard Pipes。后二人的课我都选过，Pipes还作了我博士口试的委员。英文系的老教授更多，我旁听过一位最擅讲约翰生博士（D。 Samuel Johnson）的名教授（可惜忘其姓名），他讲得犹如自己就是约翰生博士的化身。这些人对我的教益和启发，我将会另章论述。
经过这位老教授的当头棒喝，我的人生观又为之一变：今后非但要抬起头来，好好地作一个（求学中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充份利用哈佛赐给我的机会，重新改造自我，而且从头来过。台大四年学的东西全部作废，要重新学习西方文化的传统，俾使得自己将来可以兼通中西之学。在生活上也要重新作人，既然生活在美国，一定要吸收美国文化，从学术到日常生活到男女社交约会，我都要从头做起。
我为自己开出的生活课程如下：
第一就是尽量旁听专业以外的课，特别是名教授开的大班课。
第二就是不与中国人来往太密，为奠定“国际路线”，和美国人同住，说英语，看电视，把一切的风俗习惯先学过来，然后再消化不迟。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必须克服自己的腼腆，和“洋纽”社交、约会，厚着脸皮也要去跳舞。甚至每周末都要有约会对象（date），尽量打入美国大学生的社交圈。
最后的这项愿望我实行得最彻底。未几就斗胆去参加社交舞会（Mixer）——往往在法学院宿舍的饭厅举行，波士顿各校的女学生上百成千的蜂涌而来，都是为了和“哈佛人”（Harvard Men）约会。严格来说，只有哈佛的本科生才有资格作“哈佛人”，除此之外，法学院的学生也很吃香（商学院和医学院距哈佛园较远，自立门户），而最不受女性青睐的就是文理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GSAS）的研究生。我虽忝居末座，仍然勇往直前，往往和另一位友人联席前往，在舞会的阴暗灯光下，不分青红皂白就拉陌生女郎下池，随着音乐手足摇摆舞将起来；一舞之后如双方不弃则再舞，当跳到慢步舞的时候，就可以把脸贴上去，舞后问她电话号码，牢记心中或写在电话本上，以备不时之需。
电话本上记了几个女性人名号码之后，就可以一一打电话了。必须“色胆包天”，厚着脸皮毛遂自荐：“记得我吗？就是那个勉强够资格的哈佛人！（对方此时必会在电话中一笑）我才来不久，人地生疏，可否请你在这个周末玩玩？吃顿饭？欣赏一下剑桥的夜景？……”如果对方推说有事，我就会在下周再打，锲而不舍，接二连三，到了第三次仍然拒绝的话，我就放弃，这是我当年订下的“三次”定律，屡试不爽，往往在第一或第二次就可“得逞”，美国女学生一般十分大方，社交经验比我丰富，甚至有时请她和我同搭别人的顺风车也不介意。记得有一次我约到韦尔斯里（Wellesley）女校的名媛，她住在该校的宿舍“塔楼”西厢，我先在查尔斯河畔拦了一辆顺风车（所谓hitch…hiking）到韦尔斯里，再把她约请出来，回搭顺风车去剑桥，吃饭观影之后，再搭另一辆顺风车送她回去。她出身芝加哥望族，美貌大方，和我出游时还戴了白手套。
当年我从未进入这所名女校的宿舍，直至今年（二○○四）六月我退休后陪妻子和友人到韦尔斯里去玩，偶然经过那幢“塔楼”，这才登登入室，兀自走进前厅，却早已人去楼空，学生放暑假都走光了。于是，我不免自鸣得意地向妻子说：“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这幢宿舍约会过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妻闻言菀尔一笑，不置可否，我不觉又指着说：“可能她现在早已作了祖母！”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4节 费正清教授
到哈佛念中国近代史，主要的目的就是跟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我当年亦有此想，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后来拜史华慈教授为业师，然而在考博士口试时仍请费教授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以示对他的尊重，其实我并没有选修他太多的课，大多是旁听。
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此乃举世公认，我们学生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为绰号。他为哈佛本科生开的两门课最为叫座：一为“近代东亚文化”（俗称“稻田课”Rise Paddies），一为“中国近代史”；前者是和当年日本研究的泰斗（后住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和教授（Edwin Reischauer）合开的，两人为此课所写的两本教科书：《东亚：大传统》（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和《东亚：现代的转化》（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也是我们当年研究生必读的“圣经”；前者为“旧约”，后者为“新约”，可见其内容之详尽。尤其是后者，我们都把它当“史实”来读；所谓“historical facts”，当时我们确信不疑，所以事无巨细，我们都读得滚瓜烂熟，甚至连费教授的简单有力的文体也背下来了：譬如讲到一八七○年“天津教案”的一段中，就说（大意如此）：“英国领事举枪向暴民射击，不中，再射一枪，击毙……”，当时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不中”一语，英文只有一个字：“Mised”，传神之至。
这类历史细节是费教授的特长，他授课也是如此，语调干枯而细致，面孔毫无表情，上课开讲先来一句：“Ladies and Gentlemen”，立刻进入正题，毫不浪费时间，更没有废话或“转弯”（digression，这一点和史华慈教授恰恰相反）。据闻他第一次开“东亚文化”大班课的时候，为了引发低班学生的兴趣，时常辅以幻灯片，他在第一堂课放的第一张幻灯片就是一张中国的稻田，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块稻田，这是一头水牛……”，学生们因此把此课叫作“稻田课”，是哈佛有史以来持续最久（从五十年代直到现今）的课程之一。
费教授教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更加仔细，由中心以传教士的活动以及晚清自“同治中兴”（大概想要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比美）以后的改革运动最为详尽，所以学界往往把费氏的理论归纳为“西方影响与中国反应”（Western Impact and Chinese Response）的模式，后来引起不少批评，不必我在此赘言。他的这个模式，显然得自当年社会科学上极为流行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理论，也许受了韦伯（Max Weber）的影响，特重制度上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而没有“人味”；换言之，他没有把人的因素和文化的复杂性列入考虑和讨论，所以他的书读来干燥无味。所幸他的英文文笔甚佳，因此我竟然把他的教科著作我的“英语读本”，配以史华慈的名著《富强的追求：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简一繁，相得益彰。我的英文学术文体，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是从这两位老师的文体学习衍变而来的。后来又加上夏济安和夏志清二师的文学笔法，经我多番吸引磨炼以后，都成了我的写作文体。有人说我的英文写得不错，其实都是苦练——背诵、摹仿和吸取——出来的，如果有迹可寻的话，这条线也许可以从台大外文系课上学来的兰姆（Charles Lamb）和丘吉尔（大四选曾约农先生的翻译课，以邱翁的演说译为教材），拉到在美留学期间的汉学界巨壁、再引到后来读过的一批人文气息较浓的批评家如崔林（Lionel Trilling）、巴赞（Jacques Barzun）、和史丹纳（George Steiner）等人，我往往把他们的书翻来覆去地读，逐渐体会其行文和推理的妙处，然后再据为己有。我的学习语文心得是：只要下苦功，文本甚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