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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s）学者更深入，而且料事如神，往往事后证明他是对的，而研究中国政治多年的“中国通”反而错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史教授和那些“中国通”在一起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他却从来不介意。他的办公室的门永远都是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敲门而入，他也和任何人都可以谈，只要你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多次和他单独见面之前，都要想出一两个问题，有时想不出来则不敢见他，后来他却反过来时常向我提出问题。我在哈佛任教时，常在课外主持会议或工作坊，他每请必到，甚至不请自来，事后也会向我说：“你的工作坊比别的有意思，我可以学到一点新东西。”这是我任教三十年最感荣幸的事。我因此也奉从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不过没有他那么勤奋。记得他在自己的退休会上说：多年来在哈佛任教，他感到很幸运，可以从来来往往的各地学者学到不少东西。这也许是谦词，也许真是他的一贯作风，然而我又怀疑：这些来来往往的访问学者中又有多少人的学问可以和他匹敌？
史华慈曾是费正清的及门弟子，但费教授就曾公开承认学问（特别在思想史方面）不如他。我又亲眼看到或读到他和其他顶尖学者“较量”的例子。有一次我旁听他和另外两位名教授开的一门研讨课：“西方思想在他国”，讨论的是俄国、中国和中东思想的比较，主讲俄国史的派普斯（Richard Pipes）也是一位名教授（下章将会谈到），但整个课中主章所有论述的却是史华慈，我相信他也懂俄文和俄国史，而派普斯对中文却一窍不通。还有一次，哈佛几位教授为反越战而联合举办演讲会，史教授继另一位俄国教授发言，几句话就推翻了他的论点。他还写过一篇名文，公开批评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位海德格的女弟子当年数一数二的欧陆思想家——就以中国传统为例，指出阿伦特太过偏爱古希腊的“公共”生活（所谓vita activa），并认为此一模式不能行之于四海而皆准。我在芝大任教时，有一次请他来演讲，他又公开批评当时红得发紫的名教授布鲁姆（Alan Bloom），认为他对尼采的解释有问题。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然而史华慈绝不是一个好胜或好出风头的学者，可能他真的服膺学术上的节操和真理，而真理当然是愈辩愈明的。
我把史华慈视为我的师长，甚至我的“替代父亲”（surrogate father），这种“情结”当然在师徒关系上很普偏，正因为如此，我偶尔也会不自觉地“反抗”他。毕业后我为了教学而研究西方文学理论，而兼及文化思想理论，其时可能受了一种“业障”，觉得我的老师的论点不够“理论性”，特别是德里达解构之风袭卷美国学府之后，我又觉得吾师在此方面无以教我。不料在他逝世前几年，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他劈头就问我一句：“Read any Derrida lately？”（最近看过德里达的书吗？），我一时不知所措。后来读他晚年的文章，内中不但引了德里达，而且也兼及萨依德（Edward Said）和其他理论家。班老师深知近年来学术界的这种“理论转向”，但他精研理论后却不为所动，坚持他的中国文化本位。这一种执着，应该使那些在美教中国文化却处处炫耀西方理论的年轻一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汗颜吧。我当年对于吾师的下意识间的反抗，何尝不也是这种潜在的“西方优势论”在作祟？而吾师晚年真正达到的境界，至少我只有登高弥止而仰叹。我曾在一篇追悼他的短文中写道：最后一次去他的寓所看他，他已因癌症复发而卧病在床，医生早已束手无策，事实上他在等死，但却十分宁静，他像慈父一样向我和玉莹（当时我们尚未结婚）问候生活情况，眼光慈祥，我顿时感动起来，向他报告说：想提早退休，如此可以多一点时间过一种“静思型生活”，我当时不自觉地用了他批评阿伦特的那篇文章中的两个字眼，竟然把“静思生活”的拉丁文说成“vita contemplata”，他听后不置可否，但立即纠正了我的语言错误：“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当年我是念过拉丁文的。”最后这句话在大陆版《世纪末的反思》中出了一个小错，被置于引号之外，变成了我当年读过拉丁文！这个“我”的光圈不是我的，荣耀应归还我的业师。在该文最后，我提到他正在听巴哈的音乐。“每一次听都觉得内涵很深”。我现在写此文时，也不自觉地在听巴哈的音乐，尤其是那首Cantata Bwv 82号中的咏叹调，心中又涌起一股冲动：真想把这张由女中音Lorraine Hunt Liberson主唱的唱碟送给他，又怕他的在天之灵早已听过了。
不知道我的老师的中文姓名是谁起的，但确是恰如其人：史（历史）——华（中华）——慈（仁慈）。
第二部分 读书生活第7节 在哈佛听课之一
我在第四章“初抵哈佛”中曾经提到，我为自己开了三个“生活课程”，第一就是尽量旁听专业以外的课，特别是名教授，为本科生开的大班课。因为我深觉在台大四年对中西文化的知识都不足，既然身已在美国，何不趁此机会重读四年，彻底来过？所以我必须尽量旁听基本功课。哈佛当年和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等名校一样，以名教授开的大班课著称。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可以不花一分钱——而且得了全部奖学金——听遍各大家的宏论。况且，旁听本科生的大班课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可以坐在后排偷看“蕾克列芙女校”（Radcliffe，哈佛的女校名称，现已完全合并，名存实亡）的女生——我们都叫她们Cliffies——的俪影，甚至可以在课后借机搭讪，为我的第三类生活课程——约会美国女学生——作准备。
既然主修的是历史，所以我旁听的当然以历史方面的课为多，但也兼及社会科学和文学，每学期都要旁听五六门左右，加上本来进修的四门，每个学期甫开始总把自己忙得不可开交，然而精神也特别振奋。特别是在九月底刚开学的时候，哈佛园内人来人往，到处是学生，女生花枝招展，男生西装加领带，特别是住在哈佛园的一年班学生，都故作小大人状，和现在的大学生衣着随便大不相同，我混在其中，也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几岁。
哈佛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至今依然，就是在开课的第一个礼拜让学生任意“购物”（早在后期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到来之前就用了这个字：shopping），学生可以迟到早退，乱成一团；教授也势必使出混身解数，以吸引学生。我后来在授大班课时故意用一招坚壁清野的办法，大声宣布我的这门课特别难，要求很多，但学生不为所动，自有主张，该来的还是来了。除了吸引学生之外，教授必须印发大量的“商品”——课程表和书单——以便学生“选购”。过了头一两个礼拜以后，课堂的人数才会稳定下来；大部份是修课的本科生，还有少数像我这样的旁听生，坐在后面不显眼的地方鱼目混珠，其实教授早就一眼看出来了。
我旁听过的大班课无以计数，内容也忘得差不多了，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多年积累的知识至今还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甚至较我的专业——中国近代思想史——更深厚。后来我逐渐从历史改行到文学，所使用的学习方法仍然是旁听，再加上“旁读”——阅读大量非本科的书籍——然后不耻下问，向文学界的大师们请教。所以我至今反对学问的过度专业化，特别在人文学科方面，其实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我至今乐此而不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杂家”。况且中国自古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我的业师史华慈教授更是此中的典范。
当年哈佛在文史哲方面名教授如云，社会科学方面更多。也许是我的个性使然，在旁听社会科学的课时，总觉得不过瘾。当年最有名的社会学大师柏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课，我是慕名而硬着头皮去听的（课上另外一个旁听生是梅广，他是我的同房密友，专修的是语言学），他讲来十分枯躁，总是把个美国大学作为社会理性的最佳范例。他是韦伯（Max Weber）的信徒，因而导致我死肯韦伯，一知半解。另一位经济学家高布莱滋（J。 K。 Golbraith）更是如此，我听了几堂就不听了，可能因此也对经济学失去兴趣。还有一位当今在国际媒体走红的“大师”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一书著称于世），当年开了一科专为低班生修的课（编号是“社会科学第11号”），讲的是现代社会理论，我听来觉得浅薄，不久也罢听了。倒是另一门低班课，由一位不见经传的讲师Barrington Moore教授，我听来大为佩服。后来此公以研究革命的理论著称，还写过一本讨论中国农民革命的书。
当年在哈佛政府系最有名的教授就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还没有当上大官，但在课室内却一副官样子。记得我去旁听他的一门大班课：“国际关系理论”，第一堂他未开讲前早已满坑满谷挤满了学生，他坐在演奏台上（记得课室是音乐系的演奏厅），任由四五位助教在台前演述本课的要求和指定作业，足足说了二十分钟。然后基辛格博士才从他的太师椅上站起来开讲了，不慌不忙，一口作状式的德国口音，和摩根索教授的正统德国口音不同，他开讲不到五分钟就大谈摩根索的理论，把它批得一文不值，反而使我本能地想维护我的这位芝大老师。虽然我在芝大一年间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总对他有一份尊敬。相形之下基辛格简直就是一位政客，后来果然如此，据说基辛格在尼克松手下当完官后想返回哈佛重执教鞭，却被哈佛政府系的全体教授拒绝。
倒是另一位后来到尼克松总统政府任职的哈佛俄国史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令我大感意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