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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经，总是打着一个领结，西装毕挺。他是研究欧洲和美国自由主义的大师，我印象最深的一门课是《民主和它的敌人》，在那堂课上第一次听到像唐斯当（Benjamin Constant）、巴里多、及加赛（Otega y Casset）的名字，这些陌生的思想家经过哈兹教授“照明”之后，立即生动起来，令我逐渐领悟到原来西方民主产生的环境是如此复杂，再也不敢乱叫几声自由平等的口号就以为懂民主了。至今我依然对高呼民主的政客们反感之至，皆是受哈兹教授之赐。据史华慈老师后来告诉我，哈兹教授晚年郁郁不得志，竟然患了精神病而去世，我听后久久不能释怀。哈兹教授的大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是一本经营名著，不知有无中文翻译（后来才知北京商务出版了中译本）。
哈兹教授的课引起了我对于欧洲近代思想史的兴趣，他的论点不少是和芝大的摩根索教授相通的，但内容更详尽，而且讲起来滔滔不绝，纵横各家思想，令我更佩服，而摩根索却要以此建立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反而不够深厚。我遂觉得历史还是比政治重要（虽然哈兹教授也是属于政府系）。哈佛政府系的教授群中当然也有教国际关系和博弈理论的人，但我却裹足不前，芝大的经验在先，我也不敢再作尝试了，只旁听了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教授的一门“国际关系研究的课”，觉得他讲得颇有人文气息，不像一个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后来他竟然和我一起选修爱理生教授的研究班，可见他兴趣之广。
既然我对欧洲思想史兴趣越来越大，当然顺理成章地又去旁听法国史和英国史的课，前者由布尔顿（Crane Brinton）教授、后者由欧文（David Owen）教授主讲，二人当时都已近退休之年，我只记得欧文讲的英国史中最叫座的一堂课——以幻灯片来描述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的博览会，语多讥讽，也很幽默，据说很多学生每年都来听这一堂所谓“玻璃宫”（Crystal Palace）的“表演”，余有荣焉。布尔顿教授的课我偶而听听，没有贯彻始终，至今内容已忘。倒是在爱理生的研究班上认识了布尔顿的大弟子达顿（Robert Darnton），两人都是心理分析的门外汉，因此结为好友，后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又成了他的同事，那个时候他的名誉已经开始蒸蒸日上，在报章杂志上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Mentalites），也出版数本有关法国大革命和印刷文化关系的书。前年（二○○三）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客座教授，竟然也把他的书派上用场。
我在哈佛旁听的课，显然以历史方面较多，而又以欧洲为重。美国史似乎对我没有吸引力，只旁听了弗兰明（Donald Fleming）教授的“美国思想史”一门课，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虽然我听的课不多，但太多是英国文学。英文系有一位名教授（姓名已忘），以讲授约翰生博士（Dr。 Samuel Johnson）著称，还有一位（姓名也忘了）则以讲授达尔文出名，这两门课都与思想史有关，特别是后者提到达尔文决定是否结婚时，不停地自我盘算婚姻的优缺点，听来令人菀尔。当时的英文系很保守，教学方法还是以“传记”式为主，而耶鲁早以成了“新批评”的重镇，我对二者都不甚了了。可惜的是在法国和德国文学方面，我不得其门而入，因为大班课不多，而且多用原文文本，这个缺陷，我只能用阅读来漏补。西方哲学和古文化方面的课我也没有旁听，至今引以为憾，因为这是西学的基础，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现代典藉中往前推。多年后阅读奥尔巴兹（Erich Auerbach）的巨著《Mimesis》（摹仿），也是一知半解，就是因为自己的古典基础不够。该书至今仍受萨依德大力推崇，视为人文研究的规范，而萨依德也是哈佛英文系出身，研究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我在哈佛读书时，似乎还没有人开康拉德的课，也许我孤陋寡闻，没有像萨依德一样，从英国文学中的外国作家——如原来是波兰人的康拉德——的立场开始探讨大英帝国主义，并由此发展“后殖民”的论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哈佛暑期班旁听的一门课，讲授的人是鼎鼎大名的乔治‧；史丹纳（George Steiner），讲的是希腊悲剧。我以一贯的旁听方式，从后门溜进去，坐在最后面，有一次迟到了，因为该课时每周一、三、五早晨八点钟上课，在哈佛上暑期班的多是外地来的学生，有教无类，学生也藉此在哈佛玩两个月，态度不够严肃，上课当然也时常迟到。那一天早晨，史丹纳教授生气了，足足把我们训了五分钟，说我们对古典经籍不够尊重，应引以为耻，我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迟到了。史丹纳授课时，一只手拿着书本，另一只手却是残废的（谁也不知原因，有说是在欧战中受了伤），表情十分严肃，一本正经，令我不敢正视。不料偏偏有一堂我缺课，而他在这一堂课上宣布期中考试的时间，我在下一堂上课时迷迷糊糊地收到一张考卷，题目至今还记得：试论《伊底普斯王》一剧中父子在三叉口相遇的悲剧意义。这出名剧我在台大外文系读过，于是就心血来潮把当年学到的一些论点随手写下来，又觉不够，所以加上自己的一点感想。不料考卷发回来，史丹纳教授给了我一个D＋——是我一生求学生涯最低的分数！而且在前半段的答案（即我在台大学到的论点）后面还批了一句：“sheer rubbish！”，勉可译为“狗屎垃圾”，亦即“胡说八道”；而在我自己加进去的部份旁边补了一句：“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n answer！”（这才是回答的开始！）我这次才真的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在已经下课，就匆匆抱头鼠窜而去。从此我再没有脸上这门课！当然史丹纳教授在众生之中也不知道我是谁。多年后在印地安那大学的一个学术场合——他演讲后的茶会，记得他当时把理论家德里达批得体无完肤——又碰到了，我实在没胆量重提旧事，只说旁听过他的课。此公傲慢之至，但他的英文实在写的漂亮，算是一位出色的人文主义批评家。他著作等身，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叫作《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曾写过专文评介，发表于台大外文系主编的杂志《中外文学》。
总结我在那几年（一九六三—六九）中的旁听经验，真可以说得益匪浅。最近有人说我写的论文似乎在行文和观点上和别人不同，我想原因就在于此。当然，美国学术界各学科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得很厉害，我所旁听过的这些名教授的书，大多皆已“过时”，甚至无人问津。然而，对我而言，学问的积累，都是后人踏着前人的肩膀走的，如此则可更上一层楼，至于是否把前人的学问一脚踢开，我觉得完全不必要，更不必对之大加批判或鞑伐，以表示自己的“政治正确”。不错，从今人的眼光看来，这些教授不乏保守之处，更有“欧洲中心”或“男性沙文主义”之嫌，然而他们学问的扎实，对原典研究之深，反而非目前批评这些人的年轻学者所能望其项背。我也曾对自己的老师史华慈有“反叛”之情，一度认为他讲的都是common sense（老生常谈），不够理论化，现在思之，其实理论和原典、抽象和实证，都是一物的西面，不可截然划分。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上一辈的学者，为我开了好几条路，任我此后自由选择，再在途中种花种草，成果也是积累而成的。我也从未不把中西两文化对立或一刀切，对古与今、新和旧的看法亦是如此，从来不以此代彼，而是将之放在一起，经久之后连前后顺序也看不清了，只知道有意义或无意义的观点，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接受多次和多重影响之后——我才七始分辨吸收，而吸收的过程也是不自觉的。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所写的文章中，急于以生吞活剥式来挪用或硬套理论的文章，都是不成熟的坏作品。
也许我的这一段经验，可以作年轻一辈的学者的借鉴。
第二部分 读书生活第9节 读书生活
在任何大学念研究院都是一样，除了上课之外，就是读书，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其实不必上研究院。然而在研究院和在大学本科读书又有所不同：作本科生活动多，大学四年是个人身心成长的过程的一部份，而念研究院时应该早已定了型，知道自己要作什么，读什么书，所以必须专注。我之和一般研究生不同之处，在于我到美留学本身就是一个身心成长的过程，自我认同混乱，起初不知道要学什么，所以干脆在哈佛研究院时把大学四年重新来过；换言之，我过的是研究院生兼本科生的生活，非但活动一大堆，而且想读的书比我的同学更杂。这是另一种认同混淆——我“认同”的学研科目和课余兴趣太多了，多到自己都不知如何应付。
前章中说过，我初入哈佛就立下三大志愿：除了多旁听课之外，就是故意少与我族类来往，甚至为自己的社交生活开创一个新局面——“泡洋妞”。因此我不久就以专走“国际路线”驰名。其实这只是一个“虚名”，友朋之中还是以华人为多，后来租房同住也是华人。不过我在最初几年的确想和美国人同住，并藉此练习我的英文会话，并熟悉美国的风俗习惯，因此也交了不少美国朋友。
记得初抵剑桥时，是由友人谢文孙介绍在Magnolia Avenue租一间房住（多年后我到哈佛任教，在Leonard Avenue买了一幢房子，竟与当年的租房仅呎尺之遥），后来觉得寂寞，就和同学Dilip Basu去和美国人共同租屋住，记得我们两人在Putnam Avenue租了两层楼中的两间房，同住的还有三位女子，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仅共享厨房，其乐也融融。Dilip是印度人，长得英俊潇洒，每天女朋友的电话特别多，我几乎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