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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雪芹书箱”风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生了一项轰动红学界的重大事件：在北京一个自称是张姓家庭中，发现了一对所谓的“曹雪芹书箱”。收藏者自称其祖先是曹雪芹的好朋友张宜泉，张宜泉著有《春柳堂诗稿》，内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是新红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基础。据红学大师冯其庸推断，该书箱确实是乾隆年代的旧物，是曹雪芹或其续弦夫人逝世后，由张宜泉保存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是一对木制的书箧，左右宽７０。５厘米，上下高５１厘米，前后深２３厘米。两个书箧的正面，左右相对刻有兰花。右边的兰花下有一拳石，兰花上端有行书题刻：
题芹溪处士句：
并蒂花呈瑞，
同心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
时得露华新。
左边一幅兰花上端题刻：
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
左边一幅兰花的右下角题刻：
拙笔写兰。
还有两句题刻：
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
左边书箧的箧门背面，用章草书写着箱内所装物品的清单。由此清单可见，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为“芳卿”的女子，箱中物品是她与丈夫所绘的编织一类的草图和歌诀稿本，即所谓“花样子”。清单共五行字，五行字左边，则是用娟秀的行书写的一首七言悼亡诗，括号里的文字，是书写当时被勾掉的：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
（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圻天崩人未亡。）
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
织锦意身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此书箧的发现，着实令红学界兴奋了一阵子。吴恩裕、冯其庸等大师断定这对书箧是曹雪芹续娶时，朋友们送给他的贺礼；赵冈先生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曹雪芹的继室许芳卿》。这件乾隆时期遗物重见天日，红学界几乎异口同声认为，是《红楼梦》问世“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因为它不仅证实了新红学理论的根本所在，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本人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曹雪芹确实有个续弦夫人，就是书箧的主人“许芳卿”！
然而，正在红学界大师们好梦沉酣的时刻，却冷不防被人浇了一瓢冷水：１９８３年３月，在《文献》杂志第１５辑，刊出了端木蕻良与洪静渊先生《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端木先生是曾经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著名作家，洪先生是安徽省著名文人，二人在文坛均可谓德高望重。洪静渊先生称“从友人处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书内记载一个名“许芳卿”的女诗人，在其夫卒后，作悼亡诗云：
不怨糟糠怨杜康，克伤乩诼重玄羊。
思人睹物埋沉箧，待殓停君鬻嫁裳。
织锦意深惭蕙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知戏语终成谶，欲奠刘郎向北邙。
此诗的发现，红学界立即大哗。因为《旧雨晨星集》的作者为程琼，号“转华夫人”，其夫吴震生，号“玉勾词客”，二人均乃生活在康雍两代的安徽籍著名词人。吴震生在乾隆二年为《西青散记》作续时，自称“鳏叟”，其时“转华夫人”下世最起码已经十年以上了。这说明，与“转华夫人”生前为邻居的“许芳卿”，悼念亡夫时，曹雪芹尚未出生。许芳卿根本不可能成为曹雪芹的续弦夫人，所悼的死者也不可能是曹雪芹！据此，高阳先生撰文《许芳卿悼亡，曹雪芹未生》，红学界又交口一声，断定“曹雪芹书箧”乃是“作伪”的产物。
随着吴恩裕大师的逝世和冯其庸大师的缄口，红学界基本无人再提起这对令大师们蒙羞的“书箧”了。只有邓遂夫先生前一段发表了一篇《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文章，用自己记录的同洪静渊先生的谈话，判断洪先生提到的《旧雨晨星集》子虚乌有，试图证明是洪静渊先生“作伪”，而书箧是真的有价值文物。邓先生同洪先生的谈话发生在１９８８年６月，从谈话到邓先生文章发表，历时长达１５年之久。谈话当时洪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大概不会再活１５年。洪先生在世时，邓先生把自己的“谈话记录”束之高阁，而在洪先生辞世后才加以公开发表，众所周知，死人是不会为自己辩护、打笔墨官司的，邓先生于此时发表自己记录的、洪先生无法辩护的、也没有第三人证实真伪的谈话记录，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
红学界的大师们，思维方式似乎出了点问题：此书箱出自现代一个张姓公民家中，由于书箱上有“芹溪处士”字样，他们对书箱原主人是曹雪芹便深信不疑，甚至对臆测“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也全盘接受，尽管这中间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对于曹雪芹拥有此书箱之前甚至出生之前，书箱还有一个初始的主人“许芳卿”，这个“芳卿”并非曹雪芹的“续弦”，甚至与“曹家店”不搭界，尽管这些都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大师们还是不能“容忍”，转而全盘否定这对书箱。他们不对箱箧进行考古鉴定，不去研究“悼亡诗”的真实含义，而是采用非此即彼的简单粗暴态度，不是无端判定“许芳卿”是“造假”的人物，就是盲目推断书箱本身是“造假”的产物。总之，在大师们眼中，曹雪芹的著作权就是判定书箱真伪的唯一标准，书箱如果有利于曹雪芹就是真的，如果不利于曹雪芹就是假的。看来，“两个凡是”在红学界还真有一定市场，如果说研究《红楼梦》是严肃的学术活动的话，能够容许对同一证据采取如此实用主义的态度么？难道在红学界还有必要再开展一次“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么？
二、“曹雪芹书箱”外部题款解读
首先可以断定的是，在北京张宜泉后人家中发现的这对“曹雪芹书箱”，确实是一对装书用的箱子。从尺寸上看，比装杂物的箱子要小。两边带有耳环，出门时便于随身携带；两个一对，或肩挑或牲口驮，都十分方便。从书箱内壁上题写的内装物品目录看，原来是女人装“花样子”和编织歌诀用的箱子。从箱子的古旧程度看，判断为清初的古董，是可信的；根据箱面上“题芹溪处士句”，判定该书箱曾经为曹雪芹拥有，大致也不会出错，因为“乾隆二十五年”决不会有人为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去造假，所以不应无端判定书箱是假货。发现此箱的当时，箱子内壁有衬纸，纸上有《仪礼义疏》、“春柳堂诗稿”字样；《春柳堂诗稿》是张宜泉的诗集，此箱从张家后人手中出现，当非偶然。此箱是张宜泉在曹雪芹或其夫人死后得到的，亦属顺理成章的推断。
但是，箱子是否是曹雪芹续弦时朋友送的贺礼，却值得怀疑。从箱面上题刻的兰花图案和“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诗句以及原来所装的“花样子”看，应是结婚时女方的妆奁。如确系女方妆奁，那么在箱面上兰花图案上边、诗句前边题刻的“题芹溪处士句”，则显示是男方用品，就明显不妥了。再则，结婚是喜庆之事，不论是自备用品还是朋友赠品，按中国传统习俗，都不会出现“处士”字样；“处士”乃是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者的特殊称呼，是无意功名富贵者的代名词。朋友送的结婚礼物上，无论如何不会把新郎称为“处士”的，因为与中国传统结婚理念不合，与婚庆气氛不谐！
从箱面题刻的图画文字书法及布局看，也明显不和谐。诗前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诗后的“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与中间四句诗的文字，似非出自同一人手笔，字体明显偏大，书写也显得狂放不羁，布局上明显挤占了兰花图案的位置，使画面显得拥挤不堪，图案和题字的大小比例也不和谐。而兰花图案中间偏上的四句诗与“拙笔写兰”四字，字体一致，大小均匀，书写显得娟秀柔弱，似是女人手笔；“拙笔写兰”四字位于四句诗的左下方，显然是诗和画的作者落款。题诗、落款与兰花图案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落款与“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不在同一位置上，也是不符合中国古代文人题款的规矩的。
通过以上分析，应该得出以下结论：该箱子曾经为曹雪芹拥有，但在曹雪芹之前还有一个女主人。初始用途也不是“芹溪处士”的书箱，而是一个女人装嫁妆中“花样子”用的箱箧。出嫁前，这个箱箧的原主人似是一个工诗善画的闺中少女，出嫁前，满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嫁妆箱子上画了两幅左右对称的兰花，在兰花中间偏上位置题刻了四句诗，在诗的左下方落款“拙笔写兰”。而位置不协调、字体也不一致的“题芹溪处士句”与“乾隆二十五年”题款，是后人补题上去的。这个补题者，应是曹雪芹的一个友人，补题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箱子的初始制作和题刻时间，似乎比曹雪芹要早。箱子的原主人，似乎也不是曹雪芹的什么续弦夫人，否则夫妻之间不会有如此奇怪的无聊举动的。
三、“曹雪芹书箱”内“悼亡诗”研究
书箱内壁上书写的“编织图样及歌诀”可以证明，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芳卿”的女人；“悼亡诗”本身潦草并多处修改的书写形式，也足可证明，是丈夫死时，芳卿“睹物思人”（或“睹物思情”）时的急就章。红学界大师们把箱面上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这首“悼亡诗”联系起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推测出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进而推测这首“悼亡诗”是这位续弦妻子在曹雪芹病死时所作。仔细想来，这些推测是极其靠不住的！除了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以外，还有“以甲证乙、乙再证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