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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浮上了她的嘴唇：“你是至今惟一对我说那种话的人。”
一天晚上，我与玛丽莲坐在她临时住宅的窗前俯视曼哈顿的夜景，玛丽莲谈起她十四五岁时，她那年迈的安娜姨妈，一个基督教徒，据说是一个颇有知识教养、温和善良的女人。由于玛丽莲的父母患病早逝，安娜十分疼爱玛丽莲，曾一度当过她的保护人。玛丽莲也依靠安娜过日子。尽管玛丽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和她共同生活，但安娜的去世在玛丽莲的心中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可怕的。
玛丽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她去世后，我仍然去她家，躺在她的床上……就躺在那儿，头靠在她的枕头上好几个小时。接着我来到公墓，那些男人们正在挖一个坟墓，他们沿着扶梯走下去，我问：我能不能也下去。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也就走下去，躺在地上，仰望长空。我背脊下的土地是冰凉的。那些男人们突然和我开起玩笑来，但我在他们将要抓住我之前就爬出了这个墓穴。其实他们都是些好人，仅仅要嘲笑一下我，寻寻开心罢了。我接着就溜之大吉了。”
说来也怪，当玛丽莲在重新安排她的生活时，看来她还不懂得什么是可怕的了。既然如此，她就离开好莱坞，闯到纽约来学习表演。就在那时，她竭力要表演自己，那样她生来就有的那种恐惧感也就随之消减下去。
1956年，“影星之家”的创始人李·斯特拉斯伯格建议玛丽莲学习英吉恩·奥尼尔写的《安娜·克里斯蒂》的安娜一角。一天晚上，她在我面前试演了该剧本中的几页。这正是最初暗示她的精神生活支柱；起初她朗读的台词几乎难以听清，与其说是表演，还不如说是祈祷。“我不能相信我正在做这件事。”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说。她的过去不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她甚至对自己的价值在私下里也不能作出肯定。
这不单是受她母亲的坏影响———她经常患妄想症，还是在玛丽莲呱呱坠地不久就想将她扼杀，这个骇人听闻的情景还不时地在已经成年的玛丽莲的脑海里像幽灵一样浮现。
当她五六岁时，在玛丽莲全家常去的一座大教堂里举行一个盛大的礼拜仪式。那天，成百上千的孩子都穿着一样颜色的衣服，女孩子穿白色，男孩子则穿蓝裤子、白衬衫，排列整齐地面对洛杉矶地区群山环抱的、巨大的天然圆形凹地。每个女孩子都身披一件斗篷：一面是红色的，另一面是白色的。开始时，她们将斗篷的红色一面朝外。而当开始朗读信仰复兴者的赞美诗时，她们就根据安排将白色的一面朝外。像变魔术似的，赞美诗的朗读声一起，整个山腰顿时变成一片白色。然而白茫茫的一片之中竟然显露出一点红色。她情不自禁地为一个小女孩，也就是她自己的过失被发觉而放声大笑起来。
“我正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它是那么有趣，每一个人都将斗篷的另外一面翻转过来了，我是那么兴奋，以至于当他们都记住要根据暗号翻转斗篷，我却忘得干干净净！”她谈到此情此景时，笑得前仰后合，仿佛此事发生在昨天而不是25年前。但是在当时不管怎样她还是因为她的失误而挨揍了。
1956年，内华达的皮拉米德湖，一个灰色的咸水湖，好几里长，湖的周围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既是个禁区，又是个美丽的地方。好几家电影公司都喜欢不时来这里将它作为拍摄阴森可怕的外空怪物镜头的外景地。我则因为需要离婚而来到这里居住要离婚所必须的六个星期。
那里仅住着房屋主人，一对忧愁的夫妇。男主人是个十分审慎的牧羊人，养有六匹良种马，自由地放牧在湖畔。他、他的妻子或他的男仆会随时骑着马急奔过来叫我到那个公用电话亭里去接电话。
玛丽莲正在导演乔舒亚·洛根执导的影片《公共汽车站》中饰演角色。从她写给我的潦草的短笺来看，她备遭磨难。显而易见，我所说的一切全都不能使她高兴，我糊涂了。但她说过，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景使她看到了比以前更大的对未来的希望。
第四部分第八章 阿瑟·米勒（4）
一天晚上，那个男主人猛地将我叫醒，告诉我有个电话等我去接。那时已经过了11点，也过了正在拍摄电影的玛丽莲的上床时间。汽车颠簸着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疾驶到电话亭前。电话亭里只有幽绿色的月光照射进来。每颗星星仿佛都从广阔的四方天空云集到高空。我那裸露的踝骨顿时感觉到从门缝里渗透进来的空气寒冷得彻骨。
她的声音通常是轻微的、喘急的，难以听清。“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这样做，噢，爸爸，我不能做这事……”———因为当时我正处于年富力强的41岁，她也将满30岁了———后来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称呼我了。但这时却不是在开玩笑，她正处于绝望之中，欲哭无声。听起来她像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隐私，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甚至不在乎用什么代词。“说什么我拍这个镜头显得太粗陋。指的什么角色，一个正式的护士？固执的女人们都没能力演，没有一个人行，他们害怕女人，一大帮子人。他妈的！我可不是个训练有素的男演员，我如果做不到就不能装作我正在做了，我能理解的一切就是真实！如果这个不真实，我就不干！说我粗陋，无非是我讲了那些话！恨死了我！恨死了我！”
所有这些表面现象都是不指名道姓的，但其中却包含着犹如汹涌澎湃的大海一样的伤心事。这时她的声调升高了起来，精神也振奋起来。“我不想这些了，我想过平平静静的生活。我恨这件事，我不再想它了，我想呆在乡村过宁静的生活，因为你在那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再也不能为自己而奋斗了……”
她是在抱怨《公共汽车站》的导演乔舒亚·洛根———讲话中带点发狂的演员台词的味道———不亚于我听到的一个新的恐怖事件，一个放肆的声音对着苍天狂喊，我俩之间遥远的距离已经阻隔不了我，不管有关该片导演洛根的真情如何，她的诚挚却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她是在边缘跳舞，坠落是常事。她流露出那样毫不掩饰的惊恐，这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她很快就信任我了。以前她尚隐藏她的依赖性，然而如今我恍然大悟，明白到我就是她所想要的一切。
我一直竭力使她平静下来，但她看来意志消沉，而我又没法接触到她本人，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微。我再也听不到她说话的声音了，也许她在那儿悄悄地溜走了。我失去了她；她拍片时不需要我，虽然她的伙伴和朋友使她受到伤害。“噢，爸爸，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做这事！”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她要自杀的情景，以前我从来没有将这个举动与她联系起来过。我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自己在好莱坞所认识的人中有谁能前往看望她，但可惜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呼吸急促，头昏眼花，两腿不听使唤，猛然滑跌在电话亭的地上，听筒也从我的手中滑出。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我才恢复了知觉，她那轻轻的声音还从我头上摇来晃去的听筒里沙沙地传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与她继续通话，使她再次恢复了理智。通话结束，她将想方设法在第二天不让这种事发生在她身上，就只管做好工作。当这部电影拍完后，我俩就将结成眷属，开始新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我对这件事不再想得更多了，爸爸，我没有能力独自抗争，我想和你在乡间一起生活，做个好妻子，倘若有人要我拍一部精彩极了的电影……”
我离开身后的公路，蹒跚着返回两间单幢住房。以往我从未昏厥过。这次我有一种长时间哭泣过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又恢复正常，仿佛跨过一个内心极限、达到平静的境界，我爱她就好像我的一生都爱她似的，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就这样，他们彼此被对方深深地迷住了。梦露非常钦佩米勒的才智，也常常被他身上那种“男人的温情”所吸引。在他的影响下，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她常常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谈论各种社会问题。米勒则称赞梦露是他所见过的最有女人味的女性。他对于舆论界关于梦露各种绯闻的传言毫不在意，甚至认为“她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对她来说都是富有意义的，都是建立在某种希望的基础上，不管过错有多大。”
当时，米勒是个左倾的知识分子。玛丽莲和米勒频频约会，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切注意，他们对玛丽莲增设了档案，怀疑她是苏联的秘密间谍，并对她严加监视。
拍完《公共汽车站》，梦露来到纽约与米勒相会。此时，米勒正在华盛顿特区出席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被起诉为一名同情共产主义分子，面临入狱的危险。经过冗长的令人气愤的审问之后，米勒要求发还他的护照，“以便能和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团聚。”他在这次听证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他将娶玛丽莲·梦露为妻。而此时，他未来的妻子正坐在纽约的一台电视机前，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她十分惊喜，不知说什么好。虽然他们讨论过结婚的事情，但此前并未有详细的计划，“他用这种方式把他的计划通知我，真是有点荒唐的美意。”
法院大厅里的记者们都忘记了他们对麦卡锡主义者的疯狂迫害的兴趣，转而兴奋地问起婚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阿瑟·米勒要和玛丽莲·梦露结婚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
米勒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很快就要离开内华达的时候，我开始担忧公开我俩结婚的新闻将使我们不知所措。某天早上，我意识到我低估了这种情景：一辆摄影车开近湖边路旁我们的小屋，一个摄制组走了下来，一位记者准备就我们的计划进行一次采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