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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镇静剂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治疗只持续了一个星期。格林森回忆道：“从表面上看，梦露嗜药如命，但她实际上能停止服药而不出现不良症状。”她最终打起精神，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工作。
影片拍摄时，正逢天气酷热的夏天，有几天，摄制组里所有的人，包括导演在内都几乎天天迟到早退，惟有克拉克·盖博一人准时出现在片场。在拍摄盖伊迷迷糊糊地从汽车上摔下来时，盖博冒着危险，表演了多次，每次都做得很逼真。看着他一丝不苟的表演，很多人的眼中都噙满了泪水。直到摔完第13次，导演约翰·休斯顿喊了一声“好”，他才停了下来。
影片中有一场追车的戏，为了表演得真实贴切，克拉克·盖博吃尽皮肉之苦。他抓住卡车上的绳子，在车后猛追。随着车速越来越快，盖博摔倒了，但他仍然拉着绳子不放。汽车开出400英尺之后，绳子从他的手中脱出，此时的盖博爬了起来，继续追赶。车轮扬起的尘沙打在他的脸上，然而，他还在追着追着，直到筋疲力尽，猛地栽倒在荒凉的土地上。
该片最惊险的几个镜头，是拍摄牛仔们用套马绳追捕野马的镜头。演员们拼命与野马搏斗。为了达到要求，搏斗的场面要连拍几次，搏斗的动作也要一再重复。起初，捕兽的镜头是由替身代替的。当看到替身演员相继受伤，鲜血直流的场面时，盖博坚持凡是他的镜头，都由他亲自表演。每一次梦露因为迟到而向他道歉的时候，盖博都会笑嘻嘻地对她说：“没事儿，小宝贝！”这位比梦露年长25岁的大明星就是这样在拍片过程中无私地给予她关爱和宽容。
在影片拍摄完毕之后，玛丽莲和米勒的关系也彻底没有挽回的余地了。1960年11月11日，玛丽莲告诉人们，她和米勒的婚姻结束了。
与此同时，高强度的拍摄工作使克拉克·盖博心脏的负荷达到了极限。1960年11月4日，克拉克·盖博心脏病猝发住进了医院。11月16日晚，这位影坛巨星终于遗憾地离开了人世。听到克拉克·盖博的死讯，玛丽莲·梦露陷入了更深的悲伤之中。
听到盖博的死讯，玛丽莲放声大哭，打电话给一个新闻记者说：“啊！上帝，一个悲剧，我能和他一起工作，了解他是我巨大的快乐，我谨以最深切的爱和同情慰问他的妻子。”玛丽莲对自己视若父亲的克拉克·盖博的死感到内疚。她承认自己在拍摄《不合时宜的人》的时候刻薄而不公平地对待盖博。她对自己在拍片时的迟到感到十分内疚，她说：“那是在虐待我的父亲啊！”她扪心自问是不是因为他让她等了这么多年，她才这样惩罚他？玛丽莲确确实实是在绝望地自责。她渴望得到父爱而又痛恨父亲抛弃自己的复杂情感，变相地体现在了她对待盖博的态度上。
而事实上，这也是她自己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完整的影片，这部电影成了他们两人的最后一部作品，真是造化弄人。正如在《不合时宜的人》这部电影最后的镜头里，戏中的克拉克·盖博对玛丽莲·梦露说：“宝贝儿，有朝一日我们都得离去，无论有没有理由。死就如同生一般自然。就我所见，一个害怕去死的人也同样害怕去生。”
第五部分第九章 迷失自我（2）
二、分手
在米勒的回忆中，这部电影和他们婚姻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我开始撰写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在即将完成初稿的时候，我就想请约翰·休斯顿出任该片导演。他是第一个发现玛丽莲表演才能而盛情邀请她参加《柏油丛林》的导演，他已经成为玛丽莲对好莱坞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于是剧本一完稿我就打印出来寄给他一份。约翰·休斯顿阅读完剧本立即表示愿意执导该片，男主角选的是著名影星克拉克·盖博。
玛丽莲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是她所饰演的正在忍受着离婚痛苦的女人把结婚戒指扔进河里。按当地的风俗习惯，这表示庆祝她的自由，但即使如此，也不会使她以后不再离婚。我观察玛丽莲的表演时感到的不仅是她作为影片中角色的悲伤难持，也许还包含着对她自己婚姻的失望。但我仍然认为那只是表现出她的不安全感。我俩确实还有未来，拍摄这部电影无论如何要使我们的未来变成现实。
玛丽莲的保护人葆拉是她在纽约“影星之家”上表演课的教师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妻子。葆拉总是呆在拍摄现场，在拍摄间隙，她与玛丽莲一起回到拍摄居住车。但我一进去，她俩会立即沉默不语。
影片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地拍摄下去。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工作节奏陷入停顿。因为玛丽莲每天上午都迟到。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做什么或说什么。我感到她不是反对我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或是对工作有意见。
尽管如此，梦露有时与葆拉一起去古董店，还买回一两件小礼品。令人震惊的是，她几乎不和我说话。我们两个都争着当施主，而对方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受所施舍的礼品。
现在，每天都发生新奇的事情。
一天下午，玛丽莲好像在背剧本台词那样坦率地对我说：“他们本该最终彼此分手。”我马上对此进行了反驳。我真担心她说的是对的。当初我创作的这个剧本就是想向她表明，像她这样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一个位置。
玛丽莲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葆拉陪伴玛丽莲的结果是，她终于赢得了我们之间长时间的未宣之战。玛丽莲搬出了我们的家，住进了葆拉所租借的旅馆房间。虽然如此，我仍然希望玛丽莲能有时间集中精力工作。但我惟一担心的是葆拉给玛丽莲越来越多的镇静药。
摄影师担心玛丽莲的疲惫会在近景中展现出来。由于葆拉负责照顾玛丽莲，所以矛头不可避免地对着她。
在拍片中，玛丽莲已经习惯于改变剧本中的原台词，仅挑选出几句话，甚至几个词。但导演休斯顿不同意这样。他坚持要台词准确无误，而且有些镜头要重拍十遍。我猜想是因为玛丽莲的记忆力有时不行，但她解释说，台词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表达出的感情。她说表达的正是她所理解的她的启蒙老师李·斯特拉斯伯格的话。
影片拍摄工作在继续进行之中，而我已经无力改变现状。我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而且越来越流于形式。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是独自度过的。我想回避去旅行，但休斯顿导演有时要找我讨论或修订剧本，我也真是走不开。
一天，我们在皮拉米德湖畔拍摄两场没有台词的镜头。一场戏是男女主角在湖里游泳。看着女主演玛丽莲从水中出来，让克拉克·盖博拥抱的情景真令人难受。我从她身上发现的只是冷漠，尽管她还是勇敢地企图表演得她很快乐。我对她太了解了，以至于我根本不将她的心不在焉放在眼里。但当我走近她时，却看到她在发呆，我只能看看而已，我但愿是我自己看错了。
不久，影片的拍摄工作停顿了。玛丽莲的老师李·斯特拉斯伯格虽然从纽约来过一次，但他不论对玛丽莲说些什么，她还是不能参加拍摄。李·斯特拉斯伯格只好返回纽约。我又去找葆拉。她一见到我，就用一只手指压在唇上，作了表示不要出声的动作，带我到梦露的卧室。只见玛丽莲坐在床上，一个医生正准备给她注射镇静剂。玛丽莲一见到我就喊叫起来，显然她不愿意见到我。我想阻止医生给她注射，但她惊恐地叫了起来。她见到我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躁不安使我的每一种帮助都化为泡影。于是我只得在起居室里等候医生从里面出来。医生难以相信在给她注射了大量的镇静剂之后，她还是那么清醒。我走进卧室，只见玛丽莲还坐在床上，神情很恐惧，但渐渐平静下来，只是梦呓般地叫道：“走开！”
我已经筋疲力尽，失去了再次与她和好如初的希望。无疑我呆的时间太长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她尽责任。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是药片使她和我完全疏远了……我对她来说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更糟糕的是，她觉得我的出现仿佛是对她的折磨。我对她来说是一种回忆，一种她没有成功地摆脱旧生活的回忆。
我仍幻想着奇迹的出现。在她醒来时，我会说：“上帝爱你，亲爱的。”她会相信的！我幻想着她那深受伤害的眼睛再次流露出往日那醉人的含情脉脉的温柔可爱。因为这种眼神对我来说永远意味着她真正的自我。
为了拍完这部电影，玛丽莲被送进洛杉矶一家私人医院，进行不服镇静药的心理治疗。大约10天后，她回来了，她表现出那种令人感到惊奇的忍受与克制的能力，尽管她不再显得容光焕发。我们开始集中拍摄工作后，我与她又进行了交谈，但她与我保持着一段距离，虽然毫无怨恨。毋庸讳言，我俩心里都明白，我们分手已是势在必然。我觉得她似乎卸下了一种莫大的压力，我至少为此感到高兴。
影片拍完，大家就各奔东西了。我驾驶着绿色的旧轿车离开了那里。当我乘坐飞机回到纽约的途中，《不合时宜的人》这部电影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分手后，各自离开了片场。宣布离婚后的一个星期，阿瑟·米勒说：“我们共同完成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算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我把它留下来，却失去了她。”1960年12月，玛丽莲一人回到纽约，与斯特拉斯伯格一家一起度过了这个圣诞节。
1961年2月，电影《不合时宜的人》上映了，并未像预期一样收到“最佳影片”的效果，却受到了众多批评。只有少数评论家认为这部电影还可以，多数反应是带有批评性的。即使是玛丽莲·梦露的好友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也打电话给她，坦言自己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