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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看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看我，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并为我担心。
我没有给自己留退路，我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
我总是在鼓励自己，现在是最难的时候，金凯平，你一定要用平常心来面对刚刚开始的困难，失落和孤独……虽然现在很艰苦，但是只要选择正确，就要一无反顾地向前走，痛苦就成为幸福的来源，我就一定能达到心中的目标。
很快地，我又恢复了信心，我甚至忘掉了OSO的警告信，我开始全部身心投入写作。
说到写英文书，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的英语虽然有些基础，可是一上来就写英文的专业书籍，还是非常吃力的。说老实话，辞不达意是常有的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推销《餐馆指南》期间，完成了一份详细的写作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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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最不顺的一段日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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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th教授对我的写作大纲评价很高——当然指的不是我的英文水准，而是我的思路。
Brenth教授的肯定给我以极大的鼓励，铺开稿纸，就一章一章地写下去了。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的身体又出问题了——这完全是个“计划外事故”。
在澳洲的这三个月，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都是认真筹划、精心设计过的，几乎什么情况都考虑过了，就是没有考虑我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从没出过问题。可谁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问题呢？
开始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并没在意，也没去看医生。
我们都知道，在国外留学什么都不怕，就怕得病。怎么讲？因为在澳洲这样的发达国家看病是非常昂贵的。虽然我们来时都买了医疗保险，可是真的得病了去看医生后才知道，医疗保险只是保证了你可以免费看医生，但是看完病去药房拿药还是要自己掏钱的。澳洲的药非常贵，随便一盒可以吃一个星期的药片都要十几澳元——这是我一周的伙食费啊！哪个留学生舍得花这个钱？
这样看了医生又舍不得拿药，不看也罢。
再者，每个留学生出来时都会多少带一点药，什么伤风感冒啦，头疼脑热啦，跑肚拉稀啦，口干舌燥啦，吃点药就顶过去了。这样，就养成了不去看医生的习惯。
我的征兆是什么？有点象感冒，浑身不舒服，关节酸痛，头昏眼花，爱打喷嚏，而且鼻涕眼泪一块流，晚上睡觉时总觉得七窍哪儿哪儿都堵住了，喘不过起来。这样，我不仅白天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无法写作，而且晚上也因为呼吸问题导致睡不好觉。睡不着觉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不仅晚上痛苦，而且整个白天昏昏沉沉地更痛苦。
我自作主张地吃了一些感冒药——我是说，长时间服用不同的感冒药，但是没有任何改观。
我就只好硬挺下去。我这个人，本来就长得比较瘦弱，再加上我说话的声音有点沙沙的，所以没病也象有病似的；现在真的病了就更不成样子了。我猜别人看到我那时的样子，一定觉得我很可怜。
这样几天下来后，我身上元气大伤。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挺不下去了。
我说挺不下去不是指的体力，而是脑力。要说体力，也许我还可以挣扎着坐起来，爬在两个牛奶箱搭成的“桌子”前接着写我的书；可是我的脑力彻底垮了，脑子象是给什么东西塞满了一样彻底木掉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就这样陷入了绝境。
签证一直没有消息，OSO来信警告，身体又搞垮了，我的澳洲梦即将破灭了……
喷嚏越打越频繁，眼泪鼻涕也越来越无法控制，我整个人也变得气急败坏起来。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因此二发疯，把一直不停流眼泪的眼睛挖掉，我就仰面趟到由八个牛奶箱拼成的“床”上。
这时，Jack回来了。
Jack是兴冲冲回来的，他一回来就直奔我而来，看那意思是想告诉我点什么喜讯。可他来到我的床前，一看我的脸，愣住了：我说小金子啊，病了吧？
我没理Jack，因为我只顾不停地打喷嚏，擦鼻涕，抹眼泪。
Jack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扒开我的眼皮看了看，然后命令我：张开嘴……
我没有理Jack，甚至觉得他有点烦，就翻了个身，把背对向他。
我一转过身去，立刻爆发出几个惊天动地的喷嚏来。
你得去医院了，小金子。Jack这样对我说。
Jack的话令我很生气，去什么医院？钱多了烧的？不就是感冒嘛，吃药不吃药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Jack没生我的气，象是自言自语那样说了句，象是花粉病哎。
我一愣，仔细瞧了瞧Jack：你怎么听上去这么专业啊？
Jack又笑了笑，你怎么忘了，我是上海静安医院的门诊医生啊！
Jack陪我去了医院。还真叫Jack说对了，我得的是花粉病。
所谓的花粉病，顾名思义，就是由花粉引起的。十一月份，墨尔本已经进入初夏，初夏是花粉病的高峰期。因为鲜花怒放，使得我们的周围到处都充满了飘散的花粉。有的人不适应空气中的花粉，就会得花粉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来到澳洲后会得花粉病，就因为墨尔本的花多吗？
吃了医生开的药，病兆暂时被压抑住。
Jack这才想起要告诉我他的好事。
Jack找到工作了！
Jack这次的工作是自己找的，不是“买”的。
下午，Jack只有一节课。他一下课就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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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最不顺的一段日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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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同学告诉了他墨尔本的一个工厂区，说那里的工厂一家连着一家。
Jack按照同学的指点，坐上火车就去了。Jack看到一家工厂门口挂着澳洲国旗，他听说挂国旗的都是“国营企业”（后来才知道是讹传），是大企业，一定有工作。于是Jack就走了过去。
其实大企业也有大企业的缺点，机构庞大，手续烦琐。比如是个小工厂吧，一步走进去，管他谁呢，撞上一个就问：I’mlookingforajob。如果那人是老板，就算你撞着了；如果那人不是老板也没关系，那人拉直了脖子一喊：老板，有人找工作来啦！可这大企业就不一样了，无论干什么你都得先去接待处，可是接待处又不管招工。大企业的接待处只是个门面，一般就放两个长相漂亮的女孩。你一说：I’mlookingforajob。得，人家一个电话，喊一个人事部门的人过来对付你。人事部门的人对付你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给你一张工作申请表：填去吧，填完寄回来。其实那就是把你打发走了。
这种故事Jack已经听上一万遍了，所以Jack根本就不去接待处，而是东绕西绕地绕到后面去了。大企业都是这样的，前面是办公室，后面往往是仓库或者是车间。Jack在后面找到一扇大门，一看，也有门卫。Jack知道，如果他跟门卫说I’mlookingforajob，肯定会给支到前面接待处去。于是他就站在那儿等机会。等了一会儿，一辆车开过来，他趁着门卫盘问司机的时候，一闪身，就溜进去了。
Jack闯过这一关后，就长驱直入了。很快，他来到一个仓库里。他看到有一些人在开着小铲车在装卸东西。他正捉摸着该找谁说话，这时走过来一个人，问：请问您找谁？Jack说：我谁也不找，我找工作。那天也是巧，Jack碰上的恰好是仓库的值班经理。值班经理一听，这还了得，找工作的人都找到仓库里来了！门卫是怎么搞的？！
可是Jack进来了就不再想出去。不管经理说什么，他就一句话：I’mlookingforajob。
Jack就这样赖在仓库里足足有一个小时！这期间，经理先是跟他解释：对不起，我们现在不需要人；后又告诉他：找工作的话，你得到前面接待处去；然后又说：我没有权力给你工作；最后，经理给逼急了，说：再不走我叫警察啦！
可是，无论经理怎么说，Jack就一句话：I’mlookingforajob。
最后经理没辙了，只好答应他：明天来上班吧。
接下来，Jack的日子好过了，而我的日子则变得不好过了。
我在前面说过，到明年二月份正式进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上班之前，我还有两个月的“断档”。本来计划找一份临时工作做做，可是那份推销《餐馆指南》的工作我实在是做的不成功，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干了一段时间赚了800澳元的钱，就主动辞职了。
本来想再找一份临时工作，可是身体又出了问题。
我认真算了算，觉得不找工作，靠那点存款也还能活，还是可以坚持写书的。
没有收入，只好坐吃山空。刚来的时候带过来的那点钱其实早已所剩无几，为了能维持到明年二月份，我只好降低生活标准。我给自己确定的伙食标准是每周10澳元。还记得我在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吗？和我合作写书的那个迪肯大学经济系的Breth教授家中的一条狗的伙食标准是每周100澳元——刚好是我的10倍！
每周10澳元能吃什么？只好省吃俭用，熬过一天算一天。为了省钱（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总是去超级市场买成袋的土豆——土豆本来就便宜，成袋的土豆更便宜。
我就这样，严格控制花钱，每天吃着最简单的伙食。
好在我这个人是受过苦的，1976年我在江苏一个乡下地区的海边上插队比这还苦。那段生活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会在后面讲到。
一天晚上，小玉又在厨房里煎鱼。
小玉在厨房里大张旗鼓地煎鱼简直就是对我的一个挑战。我上顿下顿地土豆，她却在煎鱼！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前几天Jack告诉我说，小玉最近是越来越不象话了，她现在已经不去上学了，天天趟在家里睡大觉！可一到晚上，她倒来精神了，天还没黑就开始打扮了，紧身上衣超短裙，长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