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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意思是“切除”。
当一个女人荷尔蒙分泌过盛时，通常她就会显得歇斯底里。我收集的一本古旧的老医书里将其定义为“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特征是麻木不仁，嘴唇和四肢都有麻木感，痉挛，智力水平严重下降”。在1812年的书籍里面记载，当时的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得此病，所以医生就将其归咎于子宫。药学家们做出定论，取出子宫后，能使女人们情绪稳定，但是此病使用贬义词“歇斯底里”的确不适当。子宫是一个无辜的器官，它不产生荷尔蒙。其实，对于经前或绝经期间产生的被冠以懒惰或歇斯底里之名的忧虑和情绪化，卵巢应该负起责任而不是子宫。去除子宫而留下卵巢，女人还是会每月产生一次卵子，还有随之而来的雌激素和孕酮。没有了子宫，也就没有了月经，没有了受精卵依附生长的暖房，但是女人们的每天的生活还是会因为荷尔蒙的分泌而变得不可控制。
“埃莱诺的锥体检查结果良好，”艾米丽说，“这真是个不同寻常的病例。”
做完埃莱诺子宫颈的锥形组织活检后，艾米丽止住了血，敷上明胶海绵，一种用于止血的海绵材料，它可以帮助所有流血的血管止血。最后她用薄纱布包扎了阴道。二十四小时之后，艾米丽会解开纱布，检查自己的外科工艺品。“我根本没有考虑埃莱诺以后怀孕的问题——因为大面积锥形组织提取可能会使子宫颈丧失功能——我已经尽可能地取下了一大块。子宫颈现在看起来仍然很健康。”艾米丽说。
艾米丽的讲述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不仅是出于我对埃莱诺的关心，还因为我对外科学和药学双重实践的迷恋。和大多数医生一样，艾米丽想征服疾病，喜欢酒精消毒后的医疗器械，还有正确地切除和准确的判断，以及身体或者组织对于手术的反应。这就是事实，如果不严格遵守这些苛刻的操作规程，不管我们多么在意自己的病人，也没有一个人会像现在做得这么好。热爱这些医学的艺术，珍爱这些病体，才能使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痛楚，更重要的是集体的利益。正因为我们了解集体的利益，才能发现治疗疾病的新途径，以及恢复健康的可能性，我们才会有勇气将每一个病人当作一个独特的个体来看待，我们才可能站在每一个痛苦的病人旁边，告诉她要坚持住，接受治疗，等待结果。
从门诊下了班之后，我搭乘电梯到十一楼去看埃莱诺。
她正坐在床上等丈夫，《纽约时报》凌乱地摆在毯子上，面前的盘子里放着一杯果子冻，一个小巧的彩边放大镜挂在鼻梁上。看到我之后，她的脸色更加红润，嘴巴张开来像个大的橡皮圈，眼睛向外迸出火花来。
“你好！”她说着向我伸出左手。我还从来没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迎呢。
静脉输液管插进了她的右手血管，上面盖着一块洁净塑料敷料。她把这只手放在身上，另一只手给我收拾出一小块坐的地方，又拍了拍身后的床单。
当我还在护士学校的时候，就学过这样一个原则，千万不要坐在病人的床上。这不仅是因为此举不卫生——毕竟我们的制服上可能会有病菌——还因为这样的举止显得过于亲密。我毕业于1972年，当时的护士在毕业时要完成三件工作：在医院的环境里作为病人监护人观察和照顾她们，熟练执行医嘱并进行救治，此外还有写病历。我们和病人不应过于亲密。我们不能对病人讲太多我们自己的事情，或者我们不应过多地与病人产生牵连。这种失检行为将会对我们正确的诊断造成极大的影响。
一次，一个护士长发现我坐在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身旁，还握着他的手听他讲话，而不是坐在房间里已经换好床单的病床上，就把我拉到一旁。“那儿还有一个空床，”她说，“你还有两个病房没检查。”我当时没有说——其实我应该说——但我只是心里想：难道护士不去关心病人却关心他们的病床？于是，当她怒气冲冲地离开后，我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回到了我的病人身边，就坐在他的床上。除了用这种方式来挽留他，你还能做什么？除了多陪一陪将死的病人或是问候一下从麻醉中刚刚苏醒的病人之外，你还能做什么？
我坐到埃莱诺收拾出来的那一小块空地上。我告诉她，她看起来好多了，而她却努力使我相信手术要比她预料的简单得多。
“真的，我几乎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她强调，“只是偶尔会有绞痛。感到有些疲倦。”
第六章再次进入手术室（2）
我陪她坐了一会，她不时地对果子冻做做鬼脸，再咬上一口。我告诉她，对于这次锥形活检的成功我感到高兴。我希望这样能解决她的一切问题。窗外，10月的午后阳光很快就暗淡下来。停车场上，所有的灯同时被瞬间点亮，天空被映成耀眼的橙色。当我们再次观望时，它变幻成了金黄色。夜晚的脚步近了，像一个巨大的锡质蜡烛熄灭器，我拉上了窗帘。
通常病人们住院时我不会去拜访，除了见面时短暂的招呼，或者对产房中特别熟悉的病人来一句“哦，多么漂亮的孩子啊”，或者站在门口向刚做完手术的患者问候一声。一旦病人住了院，她就成了医生的一种责任。有时我怀疑自己是否像一个医生——匆匆忙忙，为一个老是不好的病人担心，被整天的工作压得头昏脑涨，为了跟上医学的发展还得每天读书、上课——虽然我也知道许多的医师也是在挤时间照料病人。
我在肿瘤科当护士长时，每天都要和一个肿瘤医师一起查房。一天早上，当我们检查完一个结肠癌晚期的老人后将要离开时，他突然拦住了我们，并向医生问道，“大夫，我是不是快死了？”
肿瘤医师走回床边，坐在被老人瘦弱的腿撑起的毯子旁边，握起他的两只手，说：“如果你有一个水晶球，你会看到什么？”
“我会看到我就要死了。”老人回答。
“好吧，”医生说道，依旧握着他骨瘦如柴的双手，“现在，我怎样才能帮你为这做好准备呢？”
多么慷慨的医生啊，他承受着说出这种困难真相的痛苦。有时候，一个有同情心的人的举动对于病人的影响远比一剂良药好得多。所以我决定在埃莱诺这里多逗留一会儿。一个护士过来检查埃莱诺，并调整了一下静脉注射管。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吧，”埃莱诺说，“我怎么突然感觉不太舒服了。”
护士量了一下血压，同时用一种疑惑的神情扫了我一眼，接着离开房间给艾米丽打电话。我依旧留在屋子里陪着埃莱诺。
我正走出房门时，艾米丽来了，她拉上了埃莱诺病床的床帘。过了片刻，艾米丽大声叫唤。
“先等一会儿，好吗？”她说。我听到了埃莱诺移动身体的声音，那是为了方便医生掀开她的被褥检查两腿之间的衬垫。接下来是几分钟的沉默，艾米丽低声嘟囔了些什么，其中还有埃莱诺的声音，我听不清。艾米丽突然从帘子后冲出来，经过我身边时用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伤口正在流血。你能帮我接通传呼机吗？”她慌慌张张地从房中走出。
埃莱诺吓得脸色煞白，我用她床旁边的电话拨通了值班的妇产科医生电话。我说：“请接通艾米丽的传呼机，0878。”我接过埃莱诺手中的放大镜，把她的床头放平，拉过堆在她腿边的薄床单盖在她身上。
“发生什么事情了？”她问。她第一次看起来这么害怕。
“好像你流血了。”
“我怎么会流血呢？”
“这是锥形检查的并发症。”我回答。我没有告诉她，子宫动脉紧贴于子宫内部，穿过子宫颈。如果在锥形检测中不小心碰到的话——这很有可能——手术后的流血事故会达到百分之三十的几率。如果失血严重的话，还得为病人进行输血。这是在埃莱诺手术前所签的自愿手术书上已经注明的风险中的一项，可能她根本没有读到。或者是她害怕问这些问题，即使艾米丽跟她探讨过这些危险性。
“啊，我的上帝！”埃莱诺说着把被单拽到下巴下面紧抓着不放。她的身体开始发抖，我在她身边给她按摩胳膊，帮她把毯子掖得厚点。
“很快就没事了。放心吧，艾米丽会好好照顾你的。”
埃莱诺蜷缩在被单下，显得十分的弱小。
“我会死吗？”她问。
在某种因素上我憎恶这个职业。不仅仅是不能说出一些情况严重的事实，甚至在不知道病人的病情如何发展时，仍要装作对其非常有把握的样子，而这只是依靠有限的线索、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自己内心的直觉。
“不会的，你不会死的。”
艾米丽回来了，她的白大褂在阴暗的房间里闪出光芒，就像一个逐渐走近的幽灵，但这是个善良的精灵。
“好了，麦卡博夫人，”她说，“我们现在带你去手术室。”
当助理护士推来了盖尼士床①时，护士们正在打电话叫埃莱诺的丈夫。我和艾米丽把埃莱诺平放上去，我举起静脉注射器，在上面固定的位置打了个结，并把装满输液的塑料袋吊在轮床上方一尘不染的挂竿上。艾米丽一只手放在担架上，另一只手紧抓着传呼机，一边推着轮床，一边问：“埃莱诺，除了果冻你还吃了些什么？”在传呼机那嘈杂尖厉的“哔哔”声中，艾米丽和助理护士推着轮床出了门，直奔大厅去了。
“祝你好运！”我喊道，但是我空旷的声音却落在了她们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