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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够吗？
王博士的理论是，当然够！根据交通大学的统计，报纸上8；000 个常用字已代表了99％ 的中文：“我们现在所收的字集，已有一万多字，那百分之一有什么用？更何况跳号编码还可以增加一倍！”
数学是非常奇妙的魔术，我经常看到有人玩百分之一的游戏，报纸是日常生活的媒体，目的是方便快速，过目即忘。为了顾及普罗大众，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字，最多只能代表百之一的文化。而这不收的“百分之一”，才是问题症结所在。（以国人姓名为例，十五年后台湾的户籍计算机系统问世时，人名用字已高达五万九千，请问这些人怎么办？）
再若顾及专业用字、科学名词、动植物学名词、新生造字以及古文用字等，更难以计数。图书馆是信息的总库，如若图书馆用字不能满足，则信息中心不可能成立，全国信息的交流与应用，则又是另一个幻想。
信息只是一台计算机吗？只为了供人写写信，记记帐吗？如果户籍不能用计算机，财税不能用计算机，海关不能用计算机，军警不能用计算机，学界不能用计算机，图书馆不能用计算机，我真不知道计算机还有什么用？
计算机的最大功能在于全面联结，在信息上互通有无，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借着计算机无远弗届的机能，大量且迅速地处理各种资料。如果只把计算机当作个人应用的文字工具，仅以常用字为国家明定的标准，是则不仅失去了信息的整体价值，而且扼杀了中国文字继往开来的生机。
有人认为基于技术瓶颈，与其不能达到，望梅不能止渴，何不暂且因陋就简，恶法亦法，胜于无法？说这种话的人，经常是那些高高在上，尸位素餐，任用亲信，急功近利之徒。因为中文计算机的可行与否，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技术问题，只要公正公开，不循私，不苟且，虚心求证，再来说这种话也不迟。
当时我人微言轻，虽然对中文计算机已有了部分的答案，且一再详细解说，而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竟无一人愿意就技术观点深入讨论。大家所关心的，只是两派之中究竟何派成为主流。因此，这种形式性的会议，我可以断言，不外乎一场科技“秀”。其草率的决定，必将为中文信息长期的发展，带来无可弥补的祸害。
我仍然一本初衷，文化大业不是一两场战役所能决定的，眼前这些人还没有认识到文化与信息的关系，一时有什么好争的，尤其是在这个唯利是图的时代！
几天的讨论下来，更是令我大开眼界，国内第一流的专家们，官派、民派所争的“微言大义”，竟然只是究竟应以部首或笔画为先的排列顺序之争！
王金土攻击谢清俊说因为谢的姓笔画太多，排名太后，所以才主张先部首后笔画。而谢清俊正好反击，说王金土在争排名的先后，所以坚持先笔画后部首。
说来似乎是笑话，令人匪夷所思，我确实听不懂其妙何在。对计算机而言，先笔画或先部首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时到今日我个人从事中文计算机，少说也有二十来年了，始终没有想通在技术及应用上，部首与笔画之先后到底有何奥妙？
在两派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我只好挺身而出。花了不少唇舌，先与王金土沟通，希望他稍让一步，好不容易才得到他的首肯，同意放弃其伟大的发明。然后再去找谢清俊，他倒是不想争这些，只是不满意官方的态度。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个折中案，不妨说是官方的修订版，扬弃了王金土的跳号编码，但却采用他的笔画顺序。
这就成为何宜慈出掌资策会的尚方宝剑－－溪头码，后来由何全力促成、并行改定为13；053字的“国家标准码”。这套内码虽然使不少人获利，不幸对中文计算机却毫无助益。反正纳税人是沉默的，大把大把的研究经费，不断用在研究中文字码、字库。尽管已有完整的中文系统上市，但是利之所趋，有些人就是闭着眼睛，死也不肯相认。
这种现象能怪谁呢？在一个只重物质享受，只重名利地位的社会上，人人为己被视为天经地义。只要有人贪赃枉法，就有人私心自慰，甚至大骂出口：
“你看！这些人简直不象话！”
这样说法有什么玄机呢？喜欢浑水摸鱼的人，决不会到清澈的溪流去，也不可能喜好明净的环境。有前车之鉴，有他山之石，才是自己最佳的保障。
社会是社会人共同组合而成的，社会风习则是社会中每一份子相互影响形成的，果若人人只顾近利，竭泽而渔，还有谁看得到明天？
溪头会议虽然开了，中文计算机依然是个不可企及的神话。我在三大的表现虽然得到蒋将军的赏识，可是没有资金及人员，仍然是一场空。
智慧之旅 （第三部） 三、计算机 仓颉、天龙、零壹、汉卡听说在我还没到三大以前，有一位先生发明了用水来代替汽油，并曾表演给蒋将军看。蒋将军认为如能以水取代汽油，对国计民生将有大利。于是介绍了一位高雄拆船业的巨子，准备投资生产。
这时，蒋将军想到了中文计算机，也劝这位拆船巨子投资。不幸那位以水代油的发明人一口咬定要先付钱，否则拒绝接受化验。我的中文计算机更有如神话，尚在未定之天，自然更令人却步。蒋将军再接再厉，又找了一从由海军退役的应将军。应先生的夫人是位有名的模特儿。他因经商赚了钱，特别向蒋将军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在应先生之前，大同公司也很有兴趣，林挺生先生请我吃饭，并合影为念，其技术人员也与我详细地讨论了所有的技术问题。最后开给我的条件是由我提供所有的技术，他们全权生产销售，给我的报酬，则是一台中文计算机。
这事我也曾向蒋将军报告，他听了只含蓄地说：
“邦复，别急，我会给你找一位有见识、有能力的人来合作。”
自与应先生初次见面后，每次讨论时，应先生都带着一位律师，我以为这次应该有结果了。不料谈到实质问题时，我说需要三四位研究人员，他听了大为讶异：
“要三四位研究人员做什么？蒋将军说已经可以生产了。”
“即使可以生产，也要设计应用程序，开发新产品呀！”我耐着性子，一一地为他解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颇不以为然，但他表示工作上尊重我的看法，经营则由他作主：
“那么研究人员薪资要多少呢？”
我已经看出来，连三四个工作人员都计较的人，一谈到钱可能就吹了，但为了使计划成功，我只开出一般行情的一半，每个人每月一万二仟元。
“一万二仟元？我们服装公司薪水最高的才一万元！”
“应先生，搞计算机不是卖衣服呀！”
我谈不下去了，我倒不是想与服装公司的人比什么，而是看出来应先生的格局不外乎指挥一条船、管理一个店面而已。
虽然以后还陆陆续续地谈了几次，问题却越谈越多，到最后我才知道，在他的想象中，所谓中文计算机事业是坐在办公室里打打字，印出几个中文字来。
一再的失败，我很难向蒋将军报告，难道都是别人不对吗？但是我自信没有做错，只是蒋将军介绍的人大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将军前后都有两套嘴脸。
我决定自己去找，找谁呢？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位上海帮的企业家，说是有名的鬼才，最能赏识有创意的科技，而且在好些有名的电子公司都有投资。
我邀了沉红莲同往，为的是怕说错话弄砸了大好机会。
会面的地方是中山北路一所高级餐厅，我诉求的重点是投资报酬的利润。谈了一会，他很礼貌地打断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要做事就要有钱，对吧！搞什么中文呢？当中国人都要改用英语时，在做生意的立场来看，这就叫做机会，谁会放着赚钱的机会不做？”
沉红莲差点气炸，我们痛定思痛，决定不再求人，最好自行筹钱，自己动手！
说来简单，到哪里去筹钱？而且还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打听了一下，当时王安计算机的2200T 售价是一百六十万元。东元只有终端机（主机是大计算机，连想都不要想），售价六十万。伏羲也有中文终端机，可以独立作业，售价记得是两百万元，神通计算机公司则声称半年后他们也将推出中文终端机。
几乎要放弃了，突然看到一则广告，是一部称为“小教授”的学习机，售价不到十万元。虽然是学习机，却是唯一买得起的“计算机”。生产小教授的是宏碁公司，我特别到他们公司去，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
当时的宏碁公司还在民生东路，一栋四层楼的公寓，他们占用了一半。小教授名符其实是一部学习机，连屏幕都没有。由于当时宏碁主要的业务是电动玩具及电子零件，不像王安和神通那样，有着宽敞的门面与操作展示的陈列室。我非常失望，只好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临走时，顺便问他们一下，有没有卖计算机。
接待我们的业务员也姓朱，叫朱和昌，他说：
“当然有，有微电脑，也有发展系统，我们卖了好几台呢！”
好几台？一定是太贵了，没有几个人买得起。我小心地问：
“大概多少钱一台？”我心里猜，一定在三百万以上。
“MCZ 售价七十万，发展系统另加…”
“是计算机吗？七十万？”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当然价钱还可以谈，要看你要些什么…”
七十万！可是到哪里去找七十万？我想向叶条辉借，回到台北房屋一看，发现情况不对，各关系企业都在，只有台北房屋的招牌不见了。
所幸工作人员都还认识，打听之下才知道公司已经被杨副董事长接管，叶条辉只保住了“台北房屋”这个老字号，早被扫地出门了。
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