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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工程师评估后，一致认同，并建议资策会采用。十二月十五日，在资策会果芸执行长及黄为德副执行长的保证下，确定要在旧历过年后，正式作技术转移。
这次我深信不会再有变化了，谁都知道资策会就是政府的计算机管理机构，两位负责的主管已向我保证过，难道还会错吗？零壹公司的部分同仁，初时对我的决定还有些不能谅解。我便向他们解释我的立场，在大我的面前，小我是不能顾及的。此外中文需要很多特别的技巧，未来他们的工作只有更形重要，而非就此解散。
过了阴历年，所有的移转资料都准备好了，零壹已经停业，人人等待着。一天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完全不像有任何人对我们的技术有兴趣的样子。为什么呢？我这一生永远像是生活在恶梦中！
我打电话去资策会找黄为德，每次他都不在，果芸更不用说了。找不到上面的人，只好找几个经理或工程师，结果不是人不在，就是一问三不知。
记得是四月三日左右，参加会议的经济日报记者打电话来问我中文技术移转的情况如何？我告以没有消息，他则说他打听的结果，有人指控我是共产党，所以转移的计划可能有问题。
我听了不禁心灰意冷，我知道共产党的帽子一被戴上，再加上我曾有想回大陆的企图，先别谈文化，我很可能连小命都难保。
我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本非为名求利，不过是为中国文化的救亡图存尽一份心力而已。如果社会肯定我，我便有义务为这个社会多作奉献，否则又何苦自取其辱？自己虽然对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还有很多构想，且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可是在一个义人稀少的地方，利多适为大害。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夫子早有明见。既然有人视我为眼中钉，我何不退让几步呢？
我想到袁守谦，他曾是父亲的部属，父亲在时曾嘱咐过我有重要事可以找他。他目前位居高官，且参与国事，说不定可以打听出一点消息。我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电话打过去，袁伯伯说正要找我，却不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
他证实确有此事，照理这种小事不可能提到国安会。不论如何，那天科技小组开会是由国安会主席亲自主持，会中讨论接不接受我的技术转移，主席手上还有一份指称我是共产党的报告，主席说：
“这个人既然是共产党，如果共匪也用这一套，我们该怎么办？”
会场上一阵沉默，过了一会，有一位委员（据说是沈君山先生）说：
“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这个人的技术有没有用，如果说因为共产党用了他的技术，我们就不要用。如果共产党决定采用三民主义，是不是我们也要放弃呢？”
下文没有了，至于台下有什么动作，袁伯伯也不知道，他只是慎重地问我：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袁伯伯，先父不要钱，我也不要钱，但我绝对不是共产党。”
“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建议你离开台湾吧！”
打字机也顾不得了，我立刻安排公司的后事，首先问有没有人自愿随我流亡，结果只有沉红莲愿意。这就够了，事实上，也只有她能够帮我。然后我把全部股权都转移给员工，这才发觉为了技术转移，公司财务已经快空了。
我又忙着安排些生意，同时抽空去基隆天显宫，问最近运气如何。大帝公说：
“快走吧！有小人害你，晚了就来不及了！”
“可是公司没有收入，我还要做一点生意才行。”连神都这样说，我也急了。
“不必，公司没有问题，你快走，越快越好！”
“去哪里呢？”我心里想问的是，能不能去大陆，因为只有在大陆才能搞中文。
“你自己清楚，快走！”
“那我走了就不能回来了？”
“谁说的？一定能回来，放心！”
四月二十日我和沉红莲匆匆搭机离开了台湾，二十一日抵达美国洛杉矶，开始了八年的流放生涯。
老孙来接机场我，要我们住他家，但因为我的妻儿也在洛城，我便婉拒了。
老孙给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律师，他有个中国名字－－万佩鼎，曾从学于赵元任。他非常风趣而热心，替我找合作对象，运筹帷幄。此外我又认识了一位蒋祥嘉先生，当时有五十多岁，四川人，曾经是国府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老孙说他是邓小平的表弟。
组织公司不是小事，等了一个多月，各方面都没有进展，沉红莲决定回台湾去，我知道她回去不会有问题，但能否再出来则很难说。
我能留她吗？连自己能否找到发展的机会都在未定之天，美国不比台湾，我一生已经毁了，怎能把她拖下水？我给她订了周六的班机，心里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她不能再出来，今后要靠我一个人努力了，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天意。
星期五上午，蒋先生与一位钱先生同来，说旧金山有一家美国公司，找我去设计中文雷达。我已经失去了信念，不相信一天之内能有什么奇迹。沉红莲一走，我一个人独撑大梁，恐怕力有未逮。钱先生认为反正还有一天，他自愿送我们去旧金山，万一不成，当天就可以赶回来。如果谈妥了，岂不是皆大欢喜？
于是，由钱先生驾车，我们立刻赶到旧金山，找到该公司。大家谈得还不错，我们两个人一个月薪水五千，是免税的，支票要由海外拨付。
这间雷达公司透过蒋先生的关系，卖了很多导航系统给中共，当然前提是非用中文操作不可。我知道这项工作难度很高，但却咬紧牙关，先接下来再说。
蒋先生也到旧金山来了，他说中国政府邀请他和我回国观光。我听了受宠若惊，但是目前工作还没有安定，我不能把沉红莲一个人丢在旧金山。蒋先生听了，慨然把他的机票让给沉红莲，叫我们一起回去看看。
传言中，台湾政府一直在暗地监视中共大使馆，我怕去大陆的事曝光后，自己虽没有什么可惧的，却会危害沉红莲在台的亲友及零壹的同仁。在去签证时，我特别买了顶呢帽子，戴着黑眼镜，神神秘秘地溜了进去，沉红莲虽然心里也紧张，却坚持不肯伪装。当时的总领事是唐树备先生，他很客气，立刻给我们发了台胞证。
去国三十多年了，真是乡音未改鬓毛催，回到过去逃离的故土，心头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七月二十六日我们坐飞机由旧金山动身，第二天晚上到达上海上空。我俯瞰地面，一片漆黑，偶而见到点点灯光，简直比汪洋中的船只还要稀少。
飞机着陆后，我们走出机舱，经过空旷而不甚开阔的停机坪。大家鱼贯而行，来到一所矮小的两层楼楼房。昏暗的灯光、湿热的空气，使我无法相信这就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上海，更不愿相信脚下踩着的就是闻名已久的虹桥机场！
我一向反对物质文明，但是，眼前所看到的让我不禁怀疑，这就是中国吗？显然，中国是贫穷的，但穷到这个地步，简直比巴西的圣路易市好不到哪里去！国家穷，人民必然生活困苦，虽然平常看到不少报导，但是总与亲身体验有一段距离。
候机楼中有几个十七八岁、身着宽松绿色军服的姑娘，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笑。我试着与她们搭讪：
“请问你们是军人吗？”
“不是，”她们笑了，一个人说：“我们是海关人员。”
“啊，上海经常是这样热吗？”
“一会儿就好了，空调刚刚打开。”大陆上把冷气叫空调。
“空调刚刚打开？”我根本没动脑筋，顺口说着。
“为了省电呀！哪能像你们？你是美国人吧？”一位姑娘神色不太愉快地说。
“不，我是中国人，我在家也是一样，不用就把空调关起来。”我是想讨好她。
“我可不一样，我家没有空调。”那位姑娘说完回头就走。
这种情绪似乎到处可见，尤其是店里的售货小姐，那副晚娘脸远比五十年代我在台湾见到的公车小姐还要难看。
有一次，沉红莲想要买本辞典，到北京王府大街的新华书局去找。那些服务的小姐一个个坐在柜台后，相互嘻笑，不论客人问什么，她们都不理不睬。最后沉红莲总算看中了一本，问一位小姐要多少钱，问了好几次，她可算开了金口了：
“多少钱？你买得起吗？”
这是什么道理呢？共产党的教育不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吗？如果说一年半载不能改变一个人，我可以相信。但是大陆实行共产主义已经三十多年了，多多少少应该有助于人态度的改善。更何况北京人一向以好客有礼著名，怎会变得如此乖戾？
到了北京，统战部招待我们住在北京饭店，一个人一大间套房，非常阔气。我一向穷惯了，这般享受心有不安，加上囊中羞涩，什么送礼呀、小费的一概装作不知有此一说。而且一再声明，我最欣赏共产主义不送礼，不给小费的习俗！
统战部也派了两位官员招待我们，一位姓林，一位姓王。在大陆半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们，从北到南，安排行程、接洽事务，非常辛苦。由很多细节上，让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们的纪律以及服务的精神。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故宫、十三陵、香山、北海，吃过闻名的仿膳，也爬上了“是好汉”的长城。这些景物并没有激起我多大的冲击，因为要了解一个时代，必须从人下手。北京虽然到处是人，但是要看透人心，却不是件简单的事。
在参观明孝陵时，看到地墓中挂着一个说明，后来每到一个地方，都没有例外。那些说明千篇一律地都是严词谴责封建君主的劳民伤财，浪费民脂民膏，建造了这些没有价值的建筑。是吗？如果没有这些古迹，每个人吃得肥肥胖胖的，死了以后还要历经千万年才能化成石油，这样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