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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在美国，有一个娃娃。”爱人两个字很不顺口，入境随俗吧。
“娃娃多大了？”
“十六岁，读高中了。”
老实说，我不敢相信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居然就是中国头号强人邓小平的妹妹！她穿著一件灰色的短上装、黑布长裤，头上是清汤挂面似的齐耳短发，脚上穿著一双布鞋。由她说话的态度以及我们交谈的内容来看，她完全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而且执着于家庭、亲情，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妇女。
她对我的生活垂询甚详，由于我的四川话还没忘掉，谈起往事时，真好象是亲人一般。我们谈到很晚她才离去。临走时还一再吩咐，有事可以找她。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统战部的接待人员，他们听了，摇头不信，说一定是骗子。因为以邓小平的身份，他的妹妹不可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出来。
我不认为是骗子，但心底未尝不在怀疑，邓小平的妹妹怎么会这样平实？我过去所接触的任何人，只要有三分地位，就必然有七分排场。我相信物以类聚，人以气集，她果真是邓小平的妹妹，那邓小平不仅是个政军奇才，更是一位品德高尚、志节出群的伟人。
统战部的人打听了一阵子，回来对我说，那位邓先芙真的是邓小平的妹妹。而且早年就加入共产党，参加长征，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但是生性不喜欢拋头露面，所以外界知道得不多。言下还很有些遗憾，错过了见识这样一位大人物的机会。
至于中文信息会议的过程，不外一些应酬文章，乏善可陈。我已事先讲好，把座位安排在大陆各界专家这边，上海科委的刘建民也在座，我们曾在美国见过。他大感詑异地问我，是什么单位接待我的。我告诉他是统战部，他立刻向大会抗议，因为他认为我是他邀请的客人。
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我的邀请函果真是上海科委所发的。领事馆交给蒋先生，而蒋先生没弄清楚就通知统战部接待我。到了北京，统战部又认为我是计算机专家，便把我带到四机部的电子计算器局，成为局里的贵宾。
原来不过是场误会，我答应再去上海，也讲学一个星期，这才把事情摆平。人生的机缘很难说，如果先去了上海，打字机可能付之生产了。缘在美国见面时，刘建民就看中了那部中文打字机，一听说我送给四机部，他失望得只是说：
“可惜了！太可惜了！”
“不会吧，我看他们也很重视。”
“你等着看吧，北京都是些做官的人，绝对看不出打字机的价值！”
我回到美国不久，突然有天半夜，电话声响起，那一端竟是联合报的记者！他开门见山的问我是否去了大陆，我承认是去开中文会议。他又问是否打算回大陆工作，我则老实告他，目前还没有计划。
过了几天，台北公司的同仁寄来一份联合报，上面报导了我去大陆的越洋专访。同时又附上了一份旧的，那是在我离开台北的第二天，报上说我经营公司不当，欠了几百万的债务，最后只好一逃了之。我看了只觉得好笑，报纸的可信度不过如此，连当事人都搞不清楚，一般读者到底能知道几分真假是非呢？
我开始在雷达公司上班，先把雷达的软硬件作了一番通盘的认识，然后再来研究应该如何动手。一研究之下，发现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操作时人所看到的讯息都在一个“雷达绘图装置”上，也就是一个专用的监视器，只要能将显示的讯息改为中文，就一切都解决了。
难的是硬件及软件都要能配合得恰到好处，所幸我早就想过这类问题，我的潜意识随时随地都在设法把看到的英文改成中文。
我先研究硬件，发现监视器中的英文字符是7*15大小，这样两个英文字的空间（15*15）刚好可以凑成一个中文。此外其英文字符贮存的方式，是以ASCII 顺位连续烧在一片只读存储器中。由于雷达专用术语不多，沉红莲负责将之译成中文，而且限制在九十六个字以下。我只要再重烧一片中文字形，再将程序中的英文改成所译的代码即可。
但是为了找寻显示英文字符的程序，花的功夫可就大了。程序部的经理自诩他们的说明文件准备得极为充分，所以程序一看就能了解。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美国，软件程序员流动性很大，那些程序早已换手多次。而几位现职程序员，花了三天的时间，一直搞不清在那成叠的文件中，什么是什么。
我等不及了，决定从头找起，我写程序一向都要求精简，沉红莲戏称我为朱 3K 。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美国人写的应用程序，其臭其长几乎叹为观止。当我告诉他们希望有一份打印出来的全部程序时，那位经理面有难色，问我说：
“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当然越快越好。”
“快不起来，因为这个程序印一次要好几天，要好几箱打印纸。”
“好几天？程序倒底有多大？”
“大概有两三百万个字符？”
“两三百万？不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吗？”因为汇编语言最精简，我写程序到今天，全部加起来还没有写到三万个字符。
“那么只印控制监视器的那一段如何？”
“怎么印？天知道那段程序在哪里！”他不禁恼羞成怒，一肚子怨气都倾了出来：“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英文呢？我们做什么，你们用什么，省掉多少麻烦！”
最后只好由沉红莲与我自行动手，幸亏上次她为神通改写中文字库时所用的系统就是眼前这一套。沈红莲一段一段有耐心地调出来，一段一段仔细地检查，找了一个多星期，只把有可能的几个档印了出来。结果印出来的程序，几乎有一个人高。
我一面检查程序，一面感慨万分。这种程序可以说完全是垃圾，既无章法又无结构，大量利用一种美国人最骄傲的宏 （MACRO）形式，无限量地浪费宝贵的时空资源。宏形式原来是很好的构想，有些不断重复的手续写起来太繁琐，利用宏指令，程序员只要设计一次就可以随时取用。可是把宏用得恰当却不容易，因为工作的重复并不表示每次作法完全一样。懒人便用笨法，一次把要做的事都写在一处，要用时顺手就抓一个。
这事好有一比，人每天要出门，便设计一个程序专写出门。但出门方向不一，没关系，程序先出门办完事，回来才发觉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又可以修正，于是又有一段修正程序……如此类推。程序员会说：
“你看我多聪明！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了！”
只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真要出门的人不必先出去再修正，他的方向早就决定了！
我提出了中文化的工作进度，认为两个人一个月可以完成。雷达公司内部开了一个协调会，没有人相信，因为不相信，就都认为我不是个骗子就是外行。可是没有中文不能交货，骗子也好，真功夫也好，反正损失不大，试试看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面子，因为硬件及软件部门的经理都坚持说天下不可能有这种技术，尤其中国人懂什么？找中国人做有损尊严！
他们开了一天会，我则在场外备询。最后由于比尔的坚持（他的理由是中国对我那般重视，绝对不可能是骗子），又为了交货，不得不让我试试。
硬件部门有位老技师，我曾经和他讨论过，他知道这计划行得通。公司很慷慨，连那老技师在内，三个人给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定要做出来。结果我们只用了十二天就完成，从此公司上上下下，人人对我们刮目相看。
人生的得失往往不是一时可以认知的，我从小就喜欢硬件的电子、机械，如果不是当年那位程序员把我气得一佛出世，怎样都不会改玩软件。孰料软件正适合我的创造力，无限的时空全都在思维逻辑的控制下。多年来的经验证实我只要明确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只要我有机会动手，从来没有失败的例子。
绝大多数的计算机从业者都只将计算机当作谋生的工具，我则不然，我一直在找寻一种理想的工具，以实现自己脑海中的构想。计算机之有价值就在于有了可以随意控制的软件，当然，计算机也有“遗传”上的机能，再透过一定的手续，新的设计就成为它的“经验”。这不正是人类进化的缩影吗？然而上帝造世界尚且要七天，人改变程序却只在须臾之间。
为此，我完全站在“天”的立场，来看待“人”的替代品“计算机”。我必须敬重计算机的尊严，写程序要像艺术创作一般，精益求精！一旦精通了计算机的各种细节，不论要用计算机做什么，只要做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做不到的！
比尔信心大增，表示要投资五十万美金和我们合作中文计算机。我便将林嘉勋找来，打算以 IBM PC 为基础，完全利用软件，将之设计成中文计算机。
此外我看到雷达公司有一种船上用的卫星定位系统，可以改成汽车上用的地图系统。比尔一听，半响不吭一声，过了一会，他才说他认为应该先做中文计算机。那位老技师后来偷偷告诉我，说比尔在硬件部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汽车导航。
茜茜莉沉是Ether net 的设计人之一，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之父卡维米德过从甚密。她知道中文的潜在市场，很想把中文系统放进一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朋友介绍我与她见面，看看能不能够合作。
这时，我正在与沉红莲两个人，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做中文的概念结构。我在巴西教音乐学院的同学中文时，就发现中文文字结构中，有一种字义的“概念分类”。人只要熟悉了其分类特性，就很容易了解中文的意义。
比如说，“车”是一种概念，由于车的用途很广，人在陆上的行动都必须用到车。久而久之，车便自成一类，在“车”字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