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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就在电话的铃声响个不住，法兰克无动于衷，明知对方是罗娜而不加理睬！电话的另一端，罗娜则仰卧在床，生死难测！
影片曳然而止，屏幕上一片黑暗！究竟什么是正义？谁够资格谈正义？
在我看来，沟通就是一种艺术，表达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都要充分掌握沟通的题材与工具。电影的题材是实际的人生，其工具则是感官的刺激，一个活得好好的人，怎么能连电影都看不懂呢？
我试着要学生们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似乎有口难言，我再试着指定一些书给他们看，看完讲给我听。我这才了解，一般大专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连最起码的文字都没有掌控能力。看都看不懂，能听懂吗？看不懂、听不懂，又能表达吗？
我起先还不免责怪这些学生，后来仔细观察，看看报纸上发表的各种文章，这才发觉那些天天舞文弄墨的人，也都好不到哪里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我神经不正常了，抑或是时代风尚？在一个工匠当道的社会里，人的判断标准只是金钱数字。有谁会管你我他说的是什么？听的是什么？懂的又是什么？也难怪金钱可爱，人人会数，数起来心旷神怡，多多益善！
于是，我决定由文学教起，先教古文观止，再教老子、庄子。这些我都没有用心学过，可是基于多年对人生的追求，竟然与他们的智能相通。这时已经到了台东，艾迪来了，他一听教老庄，兴奋得不得了，他有英文翻译的书，正好对照着看。
由于坊间有各种老庄的读本，皆以解释文字为主，大家都买了来，事先可以先看文意。我上课时以义理为主，一般的概念只为表达一种目标，或者说明一事件的过程，只要懂得概念的“体用”就够了。思想则不然，思想最重要的是其“深度”。也就是说，一种有价值的思想，一定有背景的“因果”在，不明因果，就难以了解思想。
这种思想的因果关系，就是意义与道理，简称义理。比如说，《庄子》里的逍遥游，一开始就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白话文的《庄子读本》，便有了：“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长……”学子们看了，便说：
“我懂庄子了！”
“了不起，但是庄子所说的都是象征与辩证，你懂些什么呢？”
“我懂庄子那个时候知识不足，专说神话！”
翻译者对一本书的翻译，正是他对译文的了解与认知。语言、文字是一种媒介，是一种载具，乘载其上的，才是思想所要表达的。
古人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故先对载具痛下功夫。待功夫深了，才能体会具有所载，就能了解所载为何事、何物。
今人用白话文，但求简单易用，如同快餐饭菜一样，一进门装了就走。古文要学，学起来花功夫，学子们不屑为也。于是胡适之之流，为了造福社稷，大力提倡白话文，开启了五四运动，中国人就此成为白话人！中国成为白话国！
“北冥有鱼”这句话与“北海有一条鱼”有多大的分别呢？老实说，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当我说“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时，这话已经有了天大的分别！因为对《庄子》这种深奥的宏论而言，是绝对不能只看“表面”的。
表面上，庄子看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上庄子提到的是一种理想、境界。“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正因为不可能有几千里大的鱼，用之来讽刺一般人之无知，不能领会有些人高尚堂皇的理想。庄子感到寂寞，对凡俗的世人感到无奈，这是多么深刻而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
如果不是经年在文字上下功夫，不是在古籍中打滚的人，是不可能看到文字的深度的。白话文并不坏，坏在太容易学了，不必下功夫也学得会。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良币被反淘汰了，精致的文化消失了，人的思维能力也降低了。一代一代下去，人只剩下一冲即吃，一开即喝的速效白话！
天生万物，物物不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环境背景，认知不一，功效悬殊！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也和工业生产一样，用一个模子大量生产？
可怜的是些难以适应的青年学子，一律齐头平等，鱼龙鸟兽不分，上驷下驷共育一笼。在毫无选择的自由下，从幼儿园到研究院所，吃的是抗生素、营养品，听的是出大名、赚大钱。人生彷佛除了填鸭似的急功近利外，就是等待煎熬的生老病死！
是吗？难怪我们翻开古籍，禁不住掩卷三叹，岂真大德如空谷之回音耶！苏东坡在＜三槐堂铭＞中，最后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我们怎么能变成快餐族呢？
中文是载体，所载的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如果把所载的内容废弃一边，剩下一个空空洞洞的车架子，有什么用？
于是，我开出了书籍的清单，叫他们自行研读，先由《古文观止》开始。
一九九三年三月，台大企管系的江炯聪教授到台东来看我，并邀请我参加每年一次，由台大企管系主办的“李国鼎先生讲座”。我婉拒了，一个人怎能从归隐的山中跑出来，对着国内各界耆宿说：“请试试我晒太阳的方法吧！”
江教授是从一个电视节目中，听我谈到要把中国文化放到计算机中，他非常有兴趣，想知道我是怎样做的。
我最怕话投了机，我就从“宇宙万象，不过一码”的观念谈起。这时，我已经把中文概念做成了“生机结构的分类”。根据中文产生器的技术，将概念结构视作索引，应用在体用、因果的常识库上，计算机就能理解中文。
常识库我是根据中国文化的观点，将各种事、物整理成为一个索引系统。当计算机接受到中文时，自然而然的，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就成为计算机的认知！
江教授看了，极力劝说，要我对国内各界发表。江教授是好意，我也同意不能敝帚自珍。但是，以我的经验，除非我将产品完成，是不可能有人会相信的。
记得在一九九一年，有一家公司请我去演讲人工智能。他们请了几位国内专家，有一位姓唐的教授，非常年轻，据说是专攻人工智能的专家。
我发觉会场中敌意甚浓，所以兴味索然，只讲文字概念。我还没有讲完，唐教授就不耐地打断我，提出一个西方人杯葛人工智能的范例，他问：
“你怎么把情感量化？”
“你认为什么是情感呢？”
“我希望你给我答案。”
“好吧，我以中文概念来说明，情从心部，心在左侧，指人心与对象的某种相互状态。因此，我们需要设一个‘状态’缓冲区。在此一状态区中，设有对人、事、时、地、物等的状态值，一为向性，一为量性。向性指正、负，或者称为利、害。量性则为一字符，有两百五十六种数值。”
“感也从心部，但心在底部，是动态的心，指心受到影响。所以，情感就是人心受到前一缓冲区资料的影响。”
“这又怎样量化呢？”他不知是不懂，还是不快。
“那就要看语言的前后文而决定了！如果说是人与某个人的情感，则要调用某个人的资料。如果指人与事的情感，就调用事的资料，资料中有记载各种量化的资料。人若没有记忆，当然就无所感，否则每次交往与做事，都会有计量的标准。”
“那么爱情呢？”
我一时按捺不住，拂袖而去。他虽然是有名的教授，但总该有点头脑才是。情感与爱情不过是量化程度与对象不同而已，这问题是考我，还是套我？
自此以后，我就拒绝与学计算机的专家讨论人工智能。这次在江教授的盛意之下，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偏见太深，既要随缘，谁知道是否缘熟？
同年四月，我当着近百位专家学者，发表了＜概念网络＞一篇论文。结果倒是有一点回响。有一位留美的学人要求我将全部的概念结构公开，我拒绝了。这位学人认为我太自私，我不愿意辩解。如果怕人工智能危害社会，我为什么要发表论文呢？既然发表了，为什么又拒绝公开概念结构呢？
我不讳言，我对人工智能是又怕又爱，我教学生，与人沟通，发现还不如把人工智能做在计算机上来得有效。可是在我目前的条件下，即令有人提供资金、环境，我也知道绝对不能做，做出来就是一场灾难！
这就是人性，人总不能忘情一些虚荣，以我一个自命得道的人，也会像孔雀一样。一碰到机会，那只又笨又大的尾巴就自动张开了，恨不得比大鹏鸟更大！
想不到的是，我这次去台北，收获之大无与伦比。有天晚上，罗鸿进与叶中和兄到旅馆来看我。叶兄拿了一本《野鹤老人占卜全书》，他说：
“这本书很值得一看，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帮助！”
《易经》我是要研究的，可是占卜？这却不在我的计划中。基于叶兄的一片好意，我不便拒绝，一本又大又厚的书，对我一个惯于双手空空来去的懒人，不能不算是负担。
时报出版社的总经理郝明义也来看我，我们是神交的朋友，缘在我被迫流亡美国时，郝明义到零壹公司采访我，那时我已经走了。他明查暗访，写了一篇＜走在孤独里的计算机怪杰－写在朱邦复远扬异域的1984＞，登在二○○壹年杂志三月一日第四期。
这篇文章写得极具感性，为罕见的佳作。他用辛弃疾的词作为小标题，点出了全文的来龙去脉。他也很能掌握住整个事件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