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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给拦了回来。
最后学校当局折衷处理，为首的七位同学“条件入学”，其它廿七人则通通“留校查看”。
处身在那种环境中，若非过去不幸的遭遇，养成了固执的个性，我必然也是他们的一员。回想卅二班在萧老师的管教下，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小小一个班级，不过四十多个纯洁的少年，好的老师可以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栋梁，继续散播良好的种子。不负责的老师，不仅使无辜的学子丧失了他们应有的权利，也为社会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为什么没有任何人从这些事件中学到教训呢？随着社会的繁荣，台湾教育风气日趋恶化。人们只知哗众取宠，敢于负责的人越来越少，愚昧无知渐成主流。数十年后，“爱”的教育大行其道，人人爱惜羽毛，学生已无法管教。作弊不再是新鲜事，飚车、打架、抢劫、绑架、勒索、杀人等层出不穷。不仅是老师打学生、学生打老师，还有学生结伙攻打警察局的！
古人说得好：“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我惋惜萧老师的离去，也哀叹良师益友之难遇。国家民族的前途，端视下一代的教育。而下一代的教育，却又控制在上一代人的手中。只能怨我们生不逢时，因为环境的因果循环，在人生最珍贵的起步当儿，竟遭到这样无情的摧残，付出了一生的幸福。至于国家社会更是不幸，十几年的教育培养出人人为己的人民，最后闹得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片乌烟瘴气。
智慧之旅 （第一部） 五、隔阂 青涩、斗争、病院、邻居高中我考进省立成功中学，校园座落在台北市区内，四条马路紧逼着围墙，墙内则被三栋呈“杯形”的建筑塞得满满的，甫进校门便觉得喘不过气来。
一进大门是栋两层的楼房，行政部门、初中部及高二、高三都在这里。楼房隔着一个小小的操场，与一排平房相望，那平房就是我们高一新生的教室。右侧底端还有一排老旧的房子，既破旧又不起眼，是图书室、体育处等单位的办公室。不论是环境、校园或教室都远较附中逊色，令人觉得有无限的委屈与压迫。
可是，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成功中学是我的第三志愿，以自己的成绩，能考上省立高中，也该偷笑了。
十六岁正是人的青春烦恼期，身体不断地生长，心理随时随地要适应新的变化。智力才刚由墙角露出头来，说懂不懂，却又自以为是。这是人最脆弱的一段时期，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往往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故，就决定了终生的方向。
我看过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我的烦恼虽然不是来自异性。那种无奈感却是同样的牵肠挂肚，难以释怀。由于武侠小说的天地距离现实生活太远，我成功地避过了最艰险的一段。甫回到人间，就感觉到家中正弥漫着一股不祥的风暴。套一句行话，似乎正是危机四伏，一副天劫将临的末世光景。
换了一个学校，在陌生的环境中，我更感到惶恐，不知如何适应。这三年高中的岁月，刚刚要跨入人生，却是我生命中最难度过的低潮。好几次我准备离家出走，也曾经有几次，打算了结自己的多余的生命。
台湾地处亚热带，终年潮湿多雨，在低气压笼罩下，常逼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酷爱那台风到来的萧条凄凉，每次水灾我都自动到警察局，请求加入救灾行列。因为我没有勇气亲手结束自己。想象着洪水卷来，我随波而去，倒是分外的潇洒。
我准备了一个小箱子，全部财产是一套舍不得穿的制服，和一些视为至宝，其实是破铜烂铁的工具，满以为万一出走，还可以靠它们谋生。只要时机一成熟，我就远走高飞。但我无法确定何时是适当的时机，我知道父亲在各界的影响力，因此白天不敢逃跑。而台湾正处于戒严时期，晚上有宵禁，走在街上有可能随时被警察解递回来。
开学不久后，有一个深夜，我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试试。我要一直走下去，走到大地的尽头，如果遇到绝崖，就此一跃而下，即使下面是大海，也可以无憾地飘浮而去。
我拎着小包，特意避开了松江路派出所的正门，走进一个巷子。没走几步，就出现了一位警察。他问我：
“小朋友，你上哪儿去呀？”
我心里早有准备，就说：
“家里太热，出来走走。”
“你家住哪儿？”
“一百廿五号。”
“啊，你是秘书长的公子啰，天太晚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没有答腔，心里想着，说不定全台湾的警察都认识父亲，也都知道他有个不肖的儿子，看来我这一生是逃不出他的掌心了。
“怎么？”他似乎很了解我家的情形：“又受了委屈？”
我忍泪不言，他叹了口气，说：
“我真羡慕你，至少还有个地方吃饭，避风躲雨的，有人供你读书。我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受不了父亲的管教，一个人跑到北平去。唉！我以为出来混个温饱很容易，没想到连讨饭都讨不到。后来受不了，想回家时，东北已经丢了，没办法只好当兵。混到现在，你说我还有什么希望？”似乎他比我还要悲伤，唉声叹气的，我不禁同情起他来了。
“你离开家时，有多大年纪？”我有点好奇。
他想了想，说：
“大概就是你这年纪。”
我一看居然还有人和我的遭遇相似，心里就不再那么绝望。又聊了一会，觉得自己虽然痛苦，但与他一比，却又幸福得多，也就打消去意，回家去了。
多年后，我和远房堂兄志学聊天，谈起这段往事，我认为因为当时得到了“共鸣”，所以度过了难关。
他笑着说：
“你上当了，我们警察教育中，专门有一门对付离家出走儿童的攻心法。你以为那么巧，人人和你一样？”志学毕业于湖北警官学校，对这种事情好象司空见惯。
“我不相信，你怎么能肯定他说的不是实话呢？”
“你们住的那一带都是政府要员，警察当然也经过特别挑选。按照他对你的说法，他十多岁离开家，到现在应该只有二十来岁。松江派出所那些人我都认识，最起码都有三十出头。”
我在台湾尚有位亲舅舅汪泰彦，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因为一直住在乡下，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刚到台湾时，母亲便央求父亲把他从江苏家乡接出来。他来台后，父亲认为舅舅人太老实，又不识字，便叫他留在家里读书，同时替父亲开车。舅舅不愿意，他想外出拜师学一门技术，后来果然成了大厨师。每年过年，唯有他给我的红包最大。
我经常到他餐馆里找他，当然是为了解馋，舅舅总会给我切一盘醉鸡，然后听我诉苦。有一次，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我求他给我找个小工做。舅舅一再劝我，叫我先把书读好，否则在社会上一辈子受人欺负。
这些话我当然听不进去，就凭那个大红包，我认为舅舅比其它的亲戚都神气！舅舅说不过我，后来终于同意了。每当我受到委屈，就到舅舅餐馆去吃一餐醉鸡，顺便打听做小工的事。舅舅总是安慰我说快找到了，下次来再说。
一次一次“再说”的结果，危机度过了，做小工的心也渐渐地淡了。
由于心理的不平衡，我必须找到一个发泄的管道，小说已经不能抚慰我狂跃的血脉，陌生的新环境更显得疏离。最令人心慌的，是身体内无处不在的生命力，刺激着神经，逼迫着肢体，随时随地可能迸发出来。
我已习惯于压抑，大批的救火队员，每天忙碌不堪地浇灌心头的烈焰。学校的课业宛如堆积如山的枯柴，师长的教诲则似山头的焚风，不仅对我没有一点助益，反而风助火势，我这座荒山，日复一日地接受各种煎熬。
由于学校小，教室旁边就是运动场，四个篮球场位于心脏中央。在附中时，我连班队都够不上，只有捡球的份。有一次，连我在内的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偷偷摸摸地报名参加在“三军球场”举办的比赛。目的无他，只因在学校没有机会正式上场，何况三军球场在室内，只要能在里面投一次篮，也觉得不虚此生了。
早就知道会输得很惨，心理倒很坦然，抽完签，第一场对手竟是上一届初中组的冠军文山中学队。结果受惠最大的是我，因为我根本没把去“三军球场打球”当作比赛，也懒得管文山中学是何方神圣。比赛时，我们队上只到了六个人，我则是生平第一次，不仅在“有地板”的球场中足足打了四十分钟。而且居然还有正经八百的裁判、计分员，以及全场一边倒的同情弱者的拉拉队。
我设法向一位任职联勤的亲戚要了个橡胶篮球，那个球有很多优点，每天上学时一定要先打足气，到了放学时必然会漏得又干又瘪，可以塞在书包中。这还不说，如果打完球忘了收走，一定会有同学路不拾遗地物归原主。
有了球，我便和一位同学换了临近后门口的位子。下课铃一响，我头一低，在老师还没走出教室之前，就如轻烟一般，溜到球场，先占地为王。
上课时，十分钟有如终生监禁，到了球场，十分钟简直比打个喷嚏还要快。为了发泄精力，我拼命抢球，抢到了宁愿传给别人，甚至于胡乱丢到外围。我个子虽不高，但因为练过“拔坑”的功夫，一招旱地拔葱，就闯出了字号。
中午才是重头好戏，拜地利之便，我这个“职业球员”一定抢得到球场，于是便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杀戮战场”。
为了打篮球，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耗在球场上，午餐便成为最大的累赘。好在家中无人照料，便当时有时无，端视佣人阿香的情绪和前一天的剩菜而定。我常故意将剩菜扫光，第二天就有借口向阿香要“饭钱”，一天两块钱，可以买两个面包。事实上，两个面包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而言，连牙缝都塞不满。而我也从来没有买过面包，四根棒冰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