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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能屹立如山，坚定不移！
还有一位教授，曾在政场上活跃过。现在失势了，于是我们被迫听他演说、发政治牢骚。到学期终了，上课出勤成为他打分数的唯一标准。
对某些同学而言，那位教授还算合情合理，因为他的分数尚可掌握。另外有位教授则凭“电风扇”打分数。据说，考卷被风吹得远的分数较低，理由是上面的墨汁一定比较少。虽然这只是传说，却可以想见评分之缺乏标准。
有的同学为了争取奖学金，或为了准备留学，分数高低对之有很大的影响。既然成绩不与努力用功成正比，便只好走后门、拉关系。我们的班代表“老师”社会经验颇丰，知道去打听各个教授的个性与喜忌，故累有斩获。
农化系是本校当时少数的“理组”科系，据说对农复会有“绝对”影响力的系主任夫人，亲自教我们“肥料学”。同学们为了未来的出路，申请转系的特别多，因此她气焰非凡，经常令三分之一的同学过不了关。“老师”收集资料，认真的研判，并说服了我们，在开课之前，集体去拜会、送礼、问安、请示。
结果是师生之间相处融洽，皆大欢喜。“老师”也因此获得她的青睐，很顺利的转到农化系，而且入幕成为夫人千金的家庭教师。
在耳闻目睹下，我由“不知不觉”变成了“恨知恨觉”。考进农学院虽不是我的志愿，但我总认为大学是国家命脉所系，是知识探讨的圣地，总该能让我学习、思考些对人生有价值的观念。不幸希望又破灭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污秽、腐败。让我感到唯一我应该学习的，是如何逃避，如何装聋作哑。
我发现社团活动是最理想的避风港，只要有充分的理由，训导处就可以给公假，不必上课。我当时是篮球校队，每学期照例有十多天的校际比赛。加上以练球为理由，可以躲上一个月。我又是管乐队队长，一到庆典或者其它需要乐队的场合，都是请公假的机会。但最令我受惠的则是“昆仑学社”，我利用办墙报、出版刊物等为由，随时随地可以请公假，甚至于同学们逃课有难，我也可以代请。
我出版的杂志，名叫“昆仑山下”，这本杂志是油印的，有五十多页。我为了消磨时间与精力，利用钢板上的平行纹路，一笔一笔仔细地“雕刻”。每个字同一大小，如同铅字排印一般。不仅如此，我还劳动全校文豪，加上自己的填空，并画些插图。施展了全身本事，花了整整两个月才告完成。
这本杂志不仅给昆仑学社带来很高的声誉，也为我铺好四年社团活动的康庄大道。可是事情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
训育主任把我找去，对我赞许有加，然后说：
“以你的才干，应该参加国民党才是。”
“我对政治毫无兴趣。”我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国民党是服务国家，与政治无关。”
“服务国家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入国民党。”
“这是光荣呀！很多人想入党都入不了哩。”
“谢谢您，我不想入党！”
他满脸狐疑，可能是很少碰到我这种怪物。想了想，他换了个口气：
“令尊是党国元老，很受人尊敬的。”
“我没有家父那样伟大。”
“这要看你自己了，像令尊，他能把握机会，才有今天。”
“家父是为了革命才参加国民党的，不是为了今天。”
“当然，当然，”他发觉我很不识抬举，站了起来，严肃地说：“可是参加国民党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不参加的话……对你可是百害而无一利啊！”
一听这话，我不禁怒从心起，抗声说：
“主任！如果人人都只为了满足个人一己的利害而参加党派，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说完，回头就走。
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家里每个月只给我寄两百元，伙食团每月要一百二十元，洗衣每月四十元，剩下四十元零用。可是学校常要缴些费用（如稻作学课本等的），此外，我骑的烂脚踏车要侍候，伙食团营养不足，我活动量又大，肚子经常叫饿，也极待补充。
更糟糕的是从小没人照顾，一身是病。最严重的是感冒，从高二起，几乎每两个月就会发作一次。我只能去学校的医务室，而医务室只给消炎片，吃多了不仅无效，且导致“璜胺剂”过敏，手背红肿，又痛又痒。
有人建议我用土霉素，当时土霉素一粒就要五元。为了治病，我只好把洗衣的四十块钱省下来。再不够，干脆连伙食团都不参加。每天一大早，骑车到果菜市场买三块钱十个的“小”小馒头，早上吃软的，中午吃硬的，晚上则啃石粉。最高兴的莫过于同学外出时，把“饭票”留给我，这样每月又可以省下几十块钱。
学校里白吃的风气很盛，尽管伙食团防范很严，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学们方法很多。有人劝我也去白吃，但是我骨头又臭又硬，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心安理得，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我不齿为之。
也有人劝我把写“昆仑山下”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写讲义，每个月多多少少可以赚一两百元。我也有点心动，可是又觉得这样未免太不负责任，既然自作，必须自受。如果我想赚钱，只顾自己，那与我所瞧不起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饿得厉害时，我曾偷过自己种的农作物，也偷过学校农场的香蕉及其它水果。当然那也算是罪恶，只是民以食为天，我还有理由原谅自己。
二年级时，我们住进了正式的宿舍。一天，同寝室有位绰号“性格”的同学，谈起他会红烧狗肉。我正饿得发慌，便忍不住问他，能不能找只狗来试试？他说，随时都可以，只是没有地方烧。
别的同学都跟着起哄，有人愿意提供炉子，有人说弄得到作料。至于锅子，我的“一品盆”正是最佳工具。那个盆子在学校里还颇有点知名度，为了省钱，我买了一个比饭碗大一些，又比洗脸盆小一点的铝盆。洗脸时把它当作脸盆，洗澡时是淋浴盆，吃饭时又可以用来当饭碗。
“性格”其人如其号，说干就干，他说做这种事至少要两个人，他可以杀狗，但还要一个帮凶去骗狗。这一来，同学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愿意跟他去。我的肚皮快要贴到背脊了，眼看可以大快朵颐，不料却来了个难题。说不得，帮凶就帮凶吧，反正我不在乎，既然老天让我挨饿，哪只狗碰到我也是活该倒霉。
于是我自告奋勇，作了他的副手。他去借了把散弹猎枪，当时是晚上七、八点钟，我们骑上脚踏车，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出发了。
刚到学校前的林荫大道，就见到一只垂头丧气的野狗，它和我们一样在路边找食物。我的责任是骗狗，“性格”立刻说：
“我到前面转弯的路口等你，那边人比较少，好动手。”
说罢，他如飞般去了。我试着“啧啧”连声唤那只狗，它先是有点怀疑，不肯过来。我一再亲切地呼唤着它。终于，它认定了我不是坏人，怏怏地摇着尾巴，慢慢向我走来。我也骑上脚踏车，口中仍不断地叫唤着。
我骑在前面，它跟在后面，我快它就快，我慢它也慢。看它那副对我十分信任的德性，我又值得它信任吗？想想不禁惭愧起来。做人真可怜，老是三心二意的，有好几个立场，有无数个原则，还有种种目的、手段、条件，一时这，一时那，主意很难拿定。
我虽然饿了，但还不至于饿死，而它，恐怕也和我饿得差不多，我能吃它吗？更何况我最佩服的，是行侠仗义、扶弱锄强的英雄好汉。今天我居然要把这只可怜狗骗入腹中，我算是哪一门侠客？
于是我回过头来，决定把它赶走，它竟以为我和它游戏，绕着我跳来跳去，真是不识好歹的狗东西！我只好下车，找了块石头吓它，才把它和它的胡涂梦赶走。
我的脚踏车也有一绝，链条很容易卸下，且只有我知道如何还原。平常少有同学向我借车，但万一遇到有人要借，而我又不愿意借时，我就用脚轻轻一拨，车链脱落，车子也就很有默契地赖着不走。此时我重施故技，找到了“性格”，说狗不听话跑了，而我为了追它，老爷脚踏车也拋锚了。结论是：我不能再跟他去打狗。
回到宿舍，肚中饥饿委实难忍，只得找了一位同学，言明要敲他一记竹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颇能谅解，便请我去福利社吃阳春面。
当我边吃边体会胃里充实的满足感时，突然听到外面碰然一声巨响，大家都吃了一惊。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便又听到汪！汪！汪！连声的狗叫。我心中一凉，知道是“性格”得手了。心中正忧喜参半，远处又传来一声欢呼：
“朱邦复！朱邦复！狗打死没有？”
好事不出门，坏事扬千里！转瞬间全校皆知，我成了“打狗英雄”！
狗被打死了，掉到校门外的排水沟中，是只又肥又壮的大黄狗，有位同学认出是某位教授养的。我们一共出动了五个人，才把它抬到宿舍。这时狗尸当前，木已成舟，反正坏人已经做了，还顾忌些什么？
天下事很难十全十美，“性格”借错了鎗，这是把散弹鎗，那些细如砂子的“散弹”，嵌满在狗肉中，吃时得十分小心。可是，肉终归是肉，对我而言，一个星期的口粮都解决了，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最惨的一次，则是在三年级下学期时，我连续病了两个月，是感冒后的并发症－－支气管炎。所有的钱都买药了，土霉素已经失效，换了金霉素、青霉素以至新霉素。这些特效药对我都毫无作用，每天咳个不停，喉咙沙哑，胸口更是奇痛难忍。同寝室的同学一半出于怜悯，一半也是被我吵得受不了，纷纷建议我回家去休养。
我曾一再写信给父亲，请求多寄点钱来，所得的却是远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一顿教训。这时我突然想到，如果把实际病况让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