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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巧，二十世纪的知识爆炸，一举赋与了知识分子无以伦比的生产力量。当资本主义日新月异，将新世界的生产力推向新的高峰时，共产主义却仍然停顿在原始的环境中。如果这两大阵营永远没有交集，倒也可以各行其是。但是，时代在改变，媒体传播成为人民认知的窗户，共产主义的控制方式，立刻在媒体的诊断下，成为举世审视的交点。
民主的滥觞，缘因欧洲历经千余年的宗教统治，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率先启发了人们的省思。到了十七世纪，知识崛起，理性抬头。十九世纪，地下贮存的巨大的能源被发现了，工业革命成为主流。这一来，中产阶级如雨后春笋，在欧洲应运而生，新的贵族登上时代的舞台。
欧洲的封建制度建立在社会阶级上，除了封建贵族，一般人民有如奴隶，无法获得教育机会。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力，造就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他们虽然主控了经济，但在贵族杯葛下，仍然不具有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没有政治主权。
十七世纪的英国人洛克，首先喊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接着，法国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青年卢梭，厌弃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根据“自由平等”的观念，写了一本《民约论》，提倡民主制度，掀起了新时代的序幕。
实际上，从欧洲民主思潮的兴起到当今的民主政治的成型，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变化过程。欧洲民主风潮蔓延后，传统的力量式微，与新兴势力之间不时爆发战争。难民们纷纷飘洋渡海，移居到尚未开发的北美洲，由于新大陆地大物博，移民得以无限制的自由发展。反传统、反菁英、唯我独尊的自主思想，本是移民离乡背井所追求的梦想，遂形成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到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遍欧洲，美国不仅未受波及，反而渔翁得利，收容了无数顶尖的欧洲科学家。加以幅员广大、物产丰饶，军火、民生工业应运而生。是以在两次惨烈的欧战之后，一跃而成为超级强国。
既得利益者为了永保所得，最好的方法便是独占。美国真正的利益是经济，经济利益来自资源、生产技术与贸易。要独占就必须防止竞争对手的壮大，最好对方永远积弱不振，方得予取予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再应用各种手段分化或颠覆其它国家，且全力推行民主政体、人权外交，其中原委，思之即明。
强行将一种现成的社会制度，移植到水土不服的异地，在历史记录中，除非是亡其国灭其种，还没有成功的前例。没有智能的人往往喜欢幻想，看到有钱人挥霍无度，以为只要学习其生活方式，就是迈向富足的不二法门。事实证明强行改革惯性极深的社会传统，其结果必然是动乱、冲突，结果付出代价的总是无辜的民众。
民主的根本在于人民的自觉，而自觉需要有客观的条件。起码人民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准、独立谋生的技能与充分的就业机会，才不致受到金权、政客的诱惑及愚弄。此外传播媒体、职业军人必须中立，以免社会大众受到欺骗及操纵。更重要的是有完善的法规，有守法的社会大众，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繁荣、稳定的民主社会。
这些奢侈的客观条件，对挣扎于生死存亡边际的第三世界而言，正是他们努力奋斗的理想。为了理想的实现，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但是本末不可倒置，绝非先实行民主，知识及力量便随之而来。不幸，无知的人无法分清什么是必要的手段，什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民主制度的精髓是不论贤愚是非； 无所谓尊师重道，更免谈什么讲信修睦。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见解凌越真理，自我就是宇宙的中心。而维持这个制度的手段，是各种利益团体把票源视为禁脔，各自包装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的选票交换。最后，一张一张的选票累积起来，就此决定了国家社会的命运。
时代是人生活的大环境，个人是环境的一部分，风起云涌，花落花开，无一不是息息相关。人因应环境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意识，个人的意识又支配着个人的行为。
中国近代的悲剧，就是在时代压力与传统价值观两者的冲突下形成的。我的父亲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前半段，他看清了政治的真面目，却没有能力脱离苦海。我个人则又承袭了他的无奈，继续挣扎在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战场上。
因为有了父亲的前车之鉴，我完全放弃了对政治的任何幻想，从而立志探索，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实的方向。我所看到的，是人类更大的灾难，中国不过是险滩中的一个礁石，而河水已经泛滥，人类文明面临崩溃的边缘。父亲没能为苦难的中国尽到多少力量，我也对当前的危机束手无策，因为，人性如同脱了缰的野马，整个世界已经濒临疯狂。
所幸，在我们传统文化的洗礼下，我走上了自己该走的道路，看透了事物的因果。最后终能全身而退，所以才能陈述这一段因果。
国民政府在革命成功之后，打着民主的旗号，却用违反民主的理念，要以武力统一全国。可是，“民主”如何统一呢？政治意见一致？利益权力相同？还是在万众同心之下，理所当然地捧出一个真皇帝、假总统？
各省要求“联省自治”，而中央则坚决反对。于是地方群起反抗，结果是生民涂炭，二十多年之中，年年内乱不已。
父亲并没有看到这些因果，他是革命的忠实信徒，只是他却在其它“同志”们没有觉醒之前，就认定与其仅用武力征服异己，不如以“王道”化之。在他的观念中，新时代的王道，就是“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陈诚也有相同的观感，在父亲的协助下，在湖北省首先揭橥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其中包括民生主义新经济政策、计划教育以及二五减租等。不幸的是日军节节进逼，新政虽然略见成效，却无法彻底实施。直到大陆易帜，陈诚主持台湾省政，再起用湖北原有干部，重订“三七五减租”政策，因而奠定了台湾小康的局面。
那段期间，我们母子寄居在鄂西建始县景阳河乡下。那里有一片峡谷平原，中间是条细长而清澈的河流，鹅卵石的缝隙间，游鱼清澈可数。入春，原野满眼新绿，秋至，则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放眼向四外延伸，远处可见由平地拔起的陡峭悬崖耸入云际，横亘在天边。我片片断断的记忆，就像甫出土的嫩苗，领受着大自然的洗礼。在这个阳光照耀的山麓间绵延凝聚，日渐串连成形。
母亲的肺病已进入第三期，时常咳血，八岁的峨姐负起了照料我的责任。我对她有印象大约是三岁多，我常对她挥以小拳，但她总是微微的笑着。她越不在意，我越是生气，打得也更凶，不到她叫痛不止。
人生的悲哀就在此，身边美好的事物，我们总认为是理所当然而不知珍惜。一旦成为昨日黄花了，美好的记忆才无休无止地萦回脑际，不断地啃囓着心灵，于是痛苦烦恼纷至沓来。然而，时间彷佛一道道锈蚀的重门，过去的已经紧闭，未来的尚未开启。徘徊其间的人们，永生只能在隐密的缝隙中，吮吸那点点滴滴。
因为母亲的病情，峨姐自然而然取代了慈母的地位，她对我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只惜人在幼年不通事理，纵使沐浴在和煦的微风里，也不知春日的可贵，反而在她的宠爱下，筑起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小王国。
不知什么时候起，她得了白喉，那好象是一种很可怕的病。有一天，母亲带我到一间极大的房子，那里有张小床，上面躺着峨姐。她见到我，没有说话，只拿了两个又大又红的橘子给我。我一见到橘子就忙着吃，以后的事一概都不记得了。
下一幅景象，是在一个小山丘旁，母亲伏在土堆上痛哭，我在泥土中找到一只透红的小蜘蛛，正打算把它掐死，母亲突然说：
“那是姐姐的化身，不要碰它！”
我不记得母亲还说了什么，只是搞不清，为什么峨姐化成了小小的蜘蛛？我眼见那蜘蛛消失在泥土中，自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已变成蜘蛛的峨姐。而且，在我尝到了人世艰辛、真正懂事以前，也从来没有认真地想念过她。
多么不幸的人啊！人永远只能在时光流逝之后，才领会得到生命的宝贵。也只有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人，撒手离开我们而去，平安、欢乐化为乌有后，人才知道什么是空虚、孤独。亲情就像温煦的冬阳，若有似无地，淡淡而又持续地，给我们提供了生存的保障，让我们得免于严寒的侵袭。
峨姐曾是我的褓母，我的朋友，我遮风蔽雨的护身所。每当我做错了事，惹了祸，挺身而出，代我受责的是她。每当我无理的要求，在父母拒绝之后，让我出气泄愤、饱以小拳的，也是她。
母亲长年卧病在床，在受尽了人间的磨难后，还要承受父亲在日益恶化的国事、家事中，所爆发的戾气。母亲的抱怨与泪水，有如长江黄河的滚滚浊流，包罗了千古以来所有炎黄子孙的苦痛与灾难。母亲没有地方倾诉，最后都一股脑地倾倒在峨姐小小的心灵中。我还记得，峨姐总是默默的听着，似解非解地微笑着，在平静中吞没了涛天的骇浪。
直到我历经艰险，航行到了风平浪尽的虚无大海时，这才又想起了峨姐。同时也真正地领悟到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即使仅仅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幼童，她那平静的心灵却已包容了万有，与天地同寿。
在我记忆中，还有一幅鲜明的景象，四周是一片枯黄的稻田，我走在田埂上，后面跟着一位奶妈，我一直盘算着想吃她的奶，却又难以启口。突然间，她说话了：
“小少爷，要不要吃奶？”
正是做贼心虚，怎么被她看穿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往前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