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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到一半，将军站了起来，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人人紧张，个个手软脚酥，音乐声渐渐停顿了。将军回身向贵宾说：
“很抱歉，时代进步了，本军的乐队只会演奏时下流行的歌曲。而且本着装甲兵的精神，都成了进行曲，还是末下来献丑吧”！说着他把阿黄手中的木鱼接过来，对我们说：“速度要慢一点，跟着我，来！一、二、三！”
的确不凡，木鱼“点”在后半拍上，“伦巴”的节奏便油然而生。大家在慌乱中一一跟上，不一会，那种“圆、俏”的味道，就在木鱼的点滴声中流露出来，韵味盎然。
一曲既了，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又表演了几支曲子，将军像是在指挥部队一般，不时说胡琴声太大了，二胡和声太小了，或是笛子走了拍子。果然，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赋与了原来如“鸡喊狗叫”的“杂声”一些音乐的生命，变得悦耳起来。自我到队上迄今，这还是第一次有个教练，剎时就把乐队调教得有板有眼。如果把他调到乐队来岂不更好？说不定可以环球演奏哩，我不禁大作白日梦。
没有人被记过，也没有怀抱乐器、身着戏服跑操场的盛况。但是将军交待下来，说我们水准太差，有失本军的声望。
在康乐队期间，还有一件事深深铭记在我心中，一刻也不能忘怀。这件事说明了人的意志力远胜于一时的勇猛，只要不屈不挠，熬到最后，胜利终将到来。
我们的副队长是本军有名的狠人，他身材极为硕壮，蛮力惊人，谁都怕他三分。
一天，有个绰号“南天王”的小个子，被遣送到队上来，据说还是个危险人物，特别指定交由副队长看管。
南天王一到队上，就和副队长卯上了，一言不合，两个人上后山打了一架。打完后，副队长先回来，若无事然。过了很久，才见南天王满面青肿，身上血迹斑斑地出现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倒上床就睡。我们以为事情已经摆平了，谁也没放在心上。
第二天一起床，南天王就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眉毛一抬，说：
“昨天没有教训够？”
“走着瞧吧！除非你我之间，有哪个先死，否则！哼！我们没完没了！”我们听了，都感到一股凉意。
副队长哼了一声，一副不屑的样子，两个人又走了。
过了大半天，副队长满身是血，先回来了，面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南天王则到中午时刻才回来，已经不成人形。和昨天一样，爬上床倒头就睡。
第三天，南天王挣扎着爬起来，又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楞了一下，说：
“你真不怕死？”
“怕死？有种你杀了我，否则，我会把你宰掉！”
这样一连过了几天，南天王眼睛都快瞎了，脚也跛了。一只手用袖子兜着，沙哑着嗓门，凄厉地嚎声，还是喊着：
“走！”
副队长早已是强弩之末，他半夜常爬起来偷偷地查看南天王的伤势，他再狠，打死了人自己也得陪上一条命。我们谁都不敢劝，上节目时大家也心事重重，再打下去，悲剧眼看就要发生。
副队长瞪着南天王，南天王则露出魔鬼般的狞笑，彷佛是地狱的烈火在他心底燃烧。他脸上的血块有如火山的熔石，黜黑的裂痕下面被覆着鲜红的嫩肉，只要手指轻轻一戳，热血立将狂喷而出。
女同事们躲在门后，又好奇又害怕地捂着脸偷看，大家屏息凝望，四周一片岑寂。
副队长是个聪明人，他一再思量，知道这样下去，必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拳头虽狠，却打不倒坚强的意志。最后他终于屈服了，当着全军各地的“龙头”，向南天王道了歉，隆重的宴开十数席，才化干戈为玉帛。
康乐队不属于军中的正规编制，就像各种球队一样，完全看部队指挥官的喜好而定。要把康乐队办好，经费必须充裕。因此，我们除了每周两、三次的例行劳军演出外，还争取在各种场合公开表演。
我们总共只有两套节目，别的康乐队也和我们差不多，唱几支歌，来点相声、耍宝，再加上杂技、魔术，一个多小时就打发掉了。好在跑的码头多，由北到南，加上外岛，同一个点一年才轮一次，到时谁也不记得上次是什么节目了。
有一次，我们在台北圆山儿童乐园表演，听说有些行家到场，队长临时要我唱英文歌曲。我以前也唱过几次，但都是在偏僻的小地方，难得有几个人懂英文，就当作是鸭子听雷，我一个人抱着吉他，自弹自唱，自欣自赏，自得其乐。可是，台北究竟是台北，唱得好坏还在其次，主要是熟人太多，一旦我卖唱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
队长搬出“军令”来压我，满心委屈，哪知一出场，麻烦就来了。
我选的曲子是电影“北国寻金记”的主题曲North to Alaska ，照理我应该先把吉他背好，一上场就唱。为了表示抗议，我上了场才整理吉他，带子很乱，纠结成一团。好不容易挂上肩，眼镜却几乎被挤掉，心理一紧张，糟！歌词忘了！
脑中一片空白，又不能叫停，只好顺着调子，胡编些阿伊呜耶啊了事。散场后，阿黄带了一位“合唱团”的领班来找我，希望我退伍后参加他们的合唱团。我很礼貌地回绝了，他则以专家的身分，惋惜地开导说：
“其实，你唱得很不错，只是英文发音不准！改正了就好。”
没多久，本队的经费被削减，面临了解散的危机。由于捷豹康乐队历史很久，军部也舍不得让它就此烟消云散，所以着令本队“自力更生”，只有现职军人保留编制。
这意思是说，除了我们在职军人军饷照旧以外，其余歌星、魔术师等人的薪资及其它开销费用得自行设法。还有什么好法子呢？这些人一走，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家合作多年，已经有了默契，再换一批人马等于另起炉灶。
队长拟定了计划，打算与民间的歌舞团合作，全省巡回公演，平分拆帐。师部别无选择，只好照准。于是我们脱下军装，开始了“跑码头”多采多姿的生涯。
与我们合作的是“东方少女歌舞团”，他们只有十几个山地少女，没有乐队，也没有杂耍。却拥有全省各地大城小镇的演出合约，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我们几个乐队同仁，直到演出以后，才知道所谓少女歌舞团，演的竟是脱衣舞！
在上演之前，队长便交待不要多问，到了他们的节目，随便吹奏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声音”就行。反正我们乐队一向胡吹一通，什么场面都能应付。大家说好每种乐器各来一段，以便节省体力，因为一天要应付四场，每场两个小时！
他们的“节目”到了，只见全场灯光一暗，鼓声响起。该我先来段小喇叭独奏，真是难得有此机会，我竟然能在戏院中表演！
乐队席规模不差，有古典的浮雕，有昏暗的水晶吊灯，一道厚重的绒幕挂在前方，以致看不见整个舞台。既然任我自由表演，在这种情调下，舒伯特的“圣母颂”用清脆而嘹亮的喇叭奏来，一定别有一番韵味。
台下一片漆黑，台上只打着一个聚光灯，我闭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乐声中。这首曲子有几个紧接的高潮，尤其应用“连滑音”从最低音拔上最高的主音时，需要相当熟练的技巧。吹完第一段后，本应等待乐队的齐奏，由于其它的同仁说好先休息，我只好自己再重复一遍那三句“圣塔马利亚”……
突然间，我觉得喇叭被人“按”了一下，聚光灯也照了过来。我睁开眼睛，满目强烈的银光，什么都看不见，除了耳中不断传来满场观众咯咯的笑声。这时，喇叭上似乎挂着一个曳长的影子，我下意识地去甩，但越甩越紧，台下的笑声也越大。我顾不得再吹了，收起喇叭，背着灯一看，老天，竟是个黑色的奶罩！
自此以后，每当脱衣舞一开始，我立刻就开溜。有次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上演，观众不少，且大多数都是军人。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位农学院的同学，我一向自命清高，要是牺牲色相之事传了出去，我这个脸要往哪里藏？因此想找他解释一下。
脱衣舞上场了，我忙溜到台下，从人群中挤过去，到了那位同学旁边。台上正在丢这甩那的。我拍拍那位专心一志的同学的肩膀，他回过头一看，只问了声：
“你也来啦？”立刻两眼转向台上。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担心了，所有买票进场的人，没有哪位是想来看看老同学的。
几个月的码头生涯中，那些山地少女让我感慨丛生，同样是人，生活却有天壤之别。她们都是自愿来的，没有人强迫，只因山地生活太苦，吃不饱、穿不暖。她们的月薪只有一两百元，经常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好在团中供食住，吃的尚不差，但住的却是舞台、汽车上，有时甚至是任何可以容身之处。
她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发育普遍不良，除了一位主跳者稍微有点身材外，其余的在团中专跳“大腿舞”。而短短的腿上，都是红斑烂疮，让人不忍卒睹。
至于脱衣舞则纯粹是脱衣，甚至可说是剥衣，一点也没有舞味。衣服脱光了，扭扭捏捏地让一些花了钱的醉翁来看个仔细。在那一剎那中，每个人眼中、心中所见所想的，到底是些什么？这算得上是娱乐吗？
我认为娱乐才真正的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准，只有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人才能讲求生活艺术。在同一个社会中，也只有当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追求生活享受时（包括提供娱乐的艺人在内，不仅为了娱乐别人，也为了满足自己），即使是脱衣舞，也有“脱的艺术”与“舞的技术”。绝对不是仅仅剥光了衣服，任人瞪眼傻看，更不会有人花钱买票，只是为了参考一下别人的身体器官。
我成长在城市中，平素所见所闻都只限于身边的人物、事件。我知道中国贫穷落后，只因教科书上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