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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班更好不到哪里去，编导班共有二十多人，由一位“名导演”（导过电视剧Smoking Gun ）授课。这位老师吊儿郎当，最喜欢指导亲吻的戏，常找些演员班的学员来实验，每每一堂课就在吻来吻去中结束了。
可是，我也有收获，那是这位老师无意中透露的。
记得是有位学员问他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懂，导演老师说：
“不必担心，这个有公式！”
那位学员又连续问了几个问题，答案都是：
“有公式！”
只怪我英文不好，难道是上数学课吗？
下课后，我去问那位同学，什么公式不公式的。
“我是问他系列戏剧与单一戏剧的发展技巧，他一讲我就懂了，他是说一切都有一定的公式，连单一剧都不例外。”
“戏剧是创作，怎能有公式呢？”
“现在是商业，要大量生产，所以只要会用公式就好了。”
“那他为什么不教这些公式呢？”
“啊，用不着，书店就有。”
“那我们在这里学些什么呢？”
“学什么？等机会呀！”
“等什么机会？”
他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才发觉这个东方人是个白痴。
“等他提拔呀！哪天他拍戏需要帮手，就会在我们这里找。”
原来如此，这一来，我也懂了，真要学电影，还不如上电影院。一部好片子，里面有学不完的宝贝，所有的艺术，都只能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去体验。因为艺术不是知识，只能依感官的观察与意识的表现，而不是可以藉概念的学习得到的。
我工作的地方虽号称工厂，其实是间小店，专门装配及修理各式闪光灯。店名叫“诺曼企业”，只有老板、一位女秘书、工程师及四个技工。当时所规定的最低薪资是每小时一元七角五分，我们工厂采用工时制，我每小时可得两元五角。工作多时，每月可以赚到八百多元，比老孙的收入还高。
人生是多么的不公平！同样的我，在巴西拼命工作，不过月入数十美金。只因国家富强，便人人沾光，为什么人们不先努力使国家富强呢？
工厂里熟练的技工，平均每天可以装配及测试一个闪光灯头，我一去就发现他们的工作方式很不合理。等我把各种情况弄熟了，便自行设计了一条生产线。一个月后，平均每天可以生产十个灯，甚至有一天我创造了生产十七个灯的记录。
老板名叫诺曼，年纪和我差不多，他很欣赏我的工作，每个月自动给我加薪一次。到了第三个月，已加到三元五角一小时。他告诉我，那是技工最高的工资了，以我的能力应该还可以再加上去，但是必须先通过工程师鉴定考试。我看了看考题，知道毫无希望，也就心安理得安分地工作下去。
诺曼又开始教我设计电源供应器，原先是由一位工程师负责，一个月只能设计一台，而且常常在测试时爆炸。最初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一台。测试之下，一切良好，那位工程师愤而辞职，此后即由我来代理。
我以为美国人讲究效率，加上诺曼做事合情合理，士为知己者卖命，我那个改不了的老毛病又发了。
我们的产品设计得很差，外形不美，而且又大又重。这种闪光灯多半是供应给一些流动的家庭摄影师，他们每天背来背去，巧拙轻重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研究后发现，以现有的材料，体积至少可以节省四分之三，重量可以减轻五分之四。
哪知诺曼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懂做生意的门道，顾客要求的是“货真价实”，只有做得又大又重，买者才肯出高价，我们才有利润。
同事们也对我抱怨有加，因为我们是计时论酬，工作效率提高了，工作时数便相对的降低，钱也就少赚了。叶落知秋，以一个小小的工厂，只有几个人，大家成败与共，才有安定的工作机会。老板不求改进，满足于现状，工作人员则只顾自己的利益，不为经营者设想。长此以往，怎能在市场上与他人竞争呢？
同事中有位名叫彼得的小伙子，个子很高，喜欢打篮球，和我兴趣相投。他每天装一个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有一个星期天，他邀我去打球，我们一矮一高，组成一队天龙地虎，倒颇引人侧目。
休息时，我正在喝沙士，突然听到他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喝’碳酸饮料。”我以为他在教我英文，所以特别强调“喝”这个字的“现在进行式”。
“不，我是指在公司里。”
“啊，混日子。”我才知道又是老问题。
“如果你想多赚点钱，我绝对支持你，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敢担保诺曼不会再给你加薪了。”
“我知道，我只是尽责任。”
“狗屎！你的责任是一天做一个灯。”
一来我不愿跟他争，二来我再有理，用英语也讲不出，只好说：
“可是我‘不会慢’！”我想说的是“慢不下来”。
“狗屎！‘不会慢’，没有这种事。”
“真的。”
“狗屎！狗屎！”
连续几个狗屎，把我惹毛了，我用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发起高论来：
“做得多，公司赚了钱，公司就会大，公司大，我们大家有好处。”
“你在做梦哩，公司再大，诺曼也不会多给我们一毛钱。”
“至少……”我不会说有“面子”，改口说：“有希望。”
“狗屎！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自己有钱。”
“怎么能自己有钱呢？”
“等机会呀！机会到了大捞一笔，谁不是这样？”
“可是国家……”我想说这样国家就很危险了。
“什么国家？国家就是要帮我赚钱的。”
不同的意识型态，加上我受限于语言，再谈下去只会伤感情。或许他的想法有点极端，但我所接触过的人，不论在巴西还是在台湾，这种论调好象是种流行的时尚。看来极端的应该是我，至少，我不合时代潮流。
美国的人口比中国少了五倍，可用的土地则大了十几倍。再加上他们没有历史包袱，没有不断的天灾战祸，又承袭了欧洲的工业文明。人在富裕之余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原也符合人性。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也有这种想法呢？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有能力的人只为自己谋利，那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美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因为国家形成的时间短，又得天独厚，还没有经历到国破家亡的惨痛。就像人在青少年时期，不知天高地厚，一切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然而，一近中年，生老病死的际遇纷至沓来，双亲或尊长不是大限将到，便是病痛缠身。至于自己，不成家固然不可，成了家，各种负担宛似无止尽的梦魇。
美国目前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人正是时运当头。唯有等到国力耗尽、资源枯竭之时，才会重新整理他们的经验，认识到人间真相。
立妹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心理学，寒假时邀我去玩。多年不见了，她结了婚，生了个乖巧的女儿。往事好象天边的浮云，虽然是亲兄妹，基于特殊的家庭状况，我对她的了解却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迷雾，连想象都着不上力。
我乘着灰狗巴士，横跨了加里佛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三州，沿途见识到美国的峡谷与大漠。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在种种原因下，宛如世纪初的犹太人，天各一方、骨肉飘零。我心中感慨万分，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与她叙旧。
那时车外下着大雪，一望白茫茫无际的大地，心中冉冉浮起幼年时的北国风情。母亲在我的心底，一直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影子，成年躺在病床上干咳。那种咳声断断续续，有气无力，既夹杂着无比的痛苦，又代表着无助的挣扎。
由于台湾没有雪，失去了联想，回忆之窗也就紧紧地关闭着。这时，在灰沉沉的天空中，一些轻灵细白的雪花，缓缓地游移到眼前。甫接触到车窗上的玻璃，就依附不去，由一朵朵六角形、伸展着纤毛的小精灵，顿时化为一片半透明的光影。
透过光影的芒彩，一幅一幅鲜活的景像，突然跃入眼帘。
记得在北平时，母亲完全不像是个病人，她常带着立妹与我去北海公园溜冰。还有一个瘦长的身影，也同时出现在回忆里。我们叫他三舅，他很会唱歌，我记得最清楚的，也是他经常唱的一首：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那静静的黑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
一样的是雪花飞舞，不一样的，却是那一去永不复返的温馨。
我们在北平的家，记得是当时市长徐惠东先生借我们暂住的，我们住在前院，后面还有一进，徐市长的三位舅子就住在那里。
二舅喜欢喝啤酒，我不喜欢那香涩而辛辣的感觉，但为了找他们要小说看，经常要小小的忍受一下。三舅也喝酒，他一喝就唱，一唱就被撵出去。
永远是白皑皑的雪地，永远有三舅的影子，似乎和母亲冻红的双颊、无声的缄默密切得分不开来。
在那神秘的回忆之窗中，唯一的例外是一团炉火，母亲紧紧的抱着立妹与我，三舅则靠在窗棂上。静静的，正如同封冻的、停驻在我眼前的光影。
三舅的歌声响起了，永远是同一首，他低低的哼着，我好象也听到了母亲的哼声。一片暖意，一种我很少感受到的祥和，渐渐地化为虚无……
接着，一片茫然，我搜竭枯肠，却再也记不起什么了。巴士到了新墨西哥，一见到立妹，别的还没说，我开口就问她：
“你记不记得，我们住在北平时，有位三舅……”
“当然记得，他很会唱歌。”
“后来呢？为什么我想不起后来怎样了？”
“后来他从军，打日本人去了。”
我在立妹家住了两天，好象去过白沙空军基地以及一些名胜。但是我却什么都不记得，对妹夫的印象也很淡。因为那寒得彻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