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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而当这些粗砂与雨点一起落下时，就会给北京披上一件光滑的泥浆外衣。*戈壁正在迅速向北京进逼，有人预计，本世纪内，天安门广场将被沙丘覆盖。
沙尘暴不仅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下风口的每一个国家，包括那些自认为处于海洋保护中的国家。最近，研究者们用卫星观测到，有两股大规模的沙尘暴带着中国的工业污染，横渡太平洋，到达了北美洲。第一股沙尘暴给从加拿大到美国亚利桑那州之间的地区带来了一层可以看到的阴霾。到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的山上旅行的人们，吸入肺里的是蒙古的沙尘和中国的污染物，它们仍然是违反美国空气标准的；而这层阴霾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最近，我们得知，即使在没有沙尘暴的时候，中国的污染物也常常漂到北美洲。当然，最大的污染源就是煤。
从北京任何一座新的办公高楼上，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对煤有多么依赖——在城市上空，总是飘浮着一层因污染而造成的灰色薄雾。今天，北京的空气污染虽然还比不上19世纪的伦敦、曼彻斯特和匹兹堡，但已经比大多数西方城市严重多了。当我像数百万中国人每天做的那样，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之后，好几个小时里，我的肺都隐隐作痛。
众所周知，正是由于燃煤，中国人才至今呼吸着世界上最脏的空气。1995年评出的世界十大最脏的城市中，有五个在中国，北京就是其中之一。一些最脏的带有烟囱的工厂，甚至炼钢厂，仍在拥挤的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上空排放着缕缕青烟（顺便提一句，如今中国已经实现了毛泽东的梦想，钢产量居世界第一）。然而，问题还不仅存在于工业。数亿中国人仍然用煤来取暖、做饭；在北京古旧的砖瓦房区，有人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把蜂窝煤球送到家家户户，人们一般用小炉子来烧煤，有时也会在放在街边的桶里烧，桶上已经放好了给全家人做饭用的锅。
最近，中国和西方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大约100万人死亡（在美国，这个数目是几万）。这个数字包括死于家庭煤炉产生的煤烟导致的癌症和其他疾病的人，相当于中国每年死亡人数的1/8。另外有数百万中国人在家里烘干谷物和辣椒粉时，无意间使用了富含砷和氟的煤，因而导致中毒，他们如今正忍受着由此带来的皮肤癌和骨骼严重畸形等病症。*
中国产生的二氧化硫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许多污染问题也正是因它而起。确实，二氧化硫不仅残害了大量人口，而且给中国南方大约40％的地区制造了酸雨这个大难题。虽然北方燃煤更多，但扩张的沙漠是碱性土质，可以中和空气的酸性；于是，北方的燃煤发散物不会导致酸雨，至少在它飘到日本之前。
现在说些关于中国的好消息，也许外界并不怎么了解。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已经比较坦率地承认了自己严重的污染问题，甚至把空气质量的监控数据在报纸上公开。北京已经频频承诺要整顿污染，并且已经开始了广泛的、中国式的全民运动。据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数万家污染严重的企业被关闭。虽然其中许多企业可能会重新营业，就像一些宣称“被关闭”的煤矿一样，但这种举措还是意义深远的，因为它能够代表一种政策的转换，并反映中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巨大潜力。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空气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很好。为了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政府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仅1998年至2000年间，北京的二氧化硫含量就减少了41％，这是令人振奋的。（全面地说，这意味着北京的二氧化硫含量不再是世界健康标准的三倍了，但却仍接近这个标准的两倍。）在这些努力中，一项中心措施就是用天然气和电取代城市的煤火。而且，这样的开端不仅出现在像北京这样曝光率较高的城市，而且也发生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带。我在内蒙古一个城市游览时，看到人们已经开始用从山西省引进的无烟煤取代廉价却较脏的本地煤。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还很少有发电厂对二氧化硫污染进行控制，并且二氧化硫的发散量还在增长。简而言之，中国还只是刚刚开始解决严峻的城市污染问题，而要想处理日久根深的区域性污染问题，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如果没有像周大地教授这样的人付出的努力，中国的空气污染只会越来越糟。我见到周大地，是在他的北京办公室里。他不是一名环境调节员，而是一个非赢利组织北京能源效率中心（Beijing Energy Efficiency Center）的负责人。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既令人惊奇，也给人以希望。它建立于1993年，由中国政府、美国能源部（U。S。 Department of Energy）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联合创建，这几个组织职能各不相同，但却在减少中国化石燃料的污染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今天，虽然北京能源效率中心主要由中国政府支持，职员也全是中国人，但他们是在一个强大而严密的国际网络中工作着，并已获得了广泛的尊重。在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反知识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教授的工作几乎毁于一旦。当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问中国时，周教授是他接见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非官方组织负责人之一。我去那天，周教授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
像所有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一样，也像所有中央计划的经济一样，中国经济充斥着效率低下的现象。在北京能源效率中心的工作中，就包括推动政府实行提高效率的政策，以及促进现代科技的应用，力求减少效率低下的现象。为了实现能源市场和能源使用的现代化，中国付出了很多努力，其中在能源节用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已经超出了过去几年里观察家们的预测。事实上，二十年来，中国能源用量的增长速度只是其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半，而且与其他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的能源用量增长速度相比也慢得多。因此，不仅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质没有增加，而且中国为全球变暖贡献的热量也减少了一半。
有份报告称，在1996年至1999年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了36％，但她的能源输出量却跌落了17％，温室气体也减少了14％，这令西方分析家们大跌眼镜。这些戏剧化的减少几乎完全是因为用煤量的剧减，据报道，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用煤量降低了30％。不过很遗憾，这些数字都是基于可信度不高的官方数字。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预估通常都被认为是夸大了的。此外，近年来北京强制关闭一些小煤矿，并减少使用含硫量高的煤，都会促使当地官员少报他们的用煤量，而我们知道，许多小煤矿已经又开始违法经营。把这些因素完全排除之后，就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煤的消费量却意味深长地降低了（在1996年之后可能降低了10％），还有二氧化碳的发散量也是。中国散发的二氧化碳无疑远远低于先前的研究对现在的预测。
中国用煤量的这种降低有何意义？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劳永逸地脱离了持久的危险境地。2000年之后的用煤量似乎又开始回升。节能运动肯定会继续下去，但是中国的规划者已经明白地表示，他们仍会无限扩张动力部门，并将主要用他们地下埋藏了好几个世纪的珍贵煤矿来推动这种扩张。由于人均水平仍很低，中国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增加温室气体。正如周大地向我解释的：“当我们富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减缓气候变暖。”然而在此期间，中国希望富裕国家带头减少二氧化碳。市场可以促进全球能源节用，但是，用周大地的话说，“市场肯定不能帮助我们战胜二氧化碳，所以需要一些机构来实现这个目标，而现在《京都议定书》是惟一现成的机构”。
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我们期望她的用煤量和二氧化碳发散量会再次下降。即便如此，中国在节能方面令人惊喜的成果，以及在节能方面相当大的发展空间，都确实提供了出乎我们意料的一点希望和一点时间。如果世界利用这点时间来大力发展替代性能源技术，以及很有可能的国际金融结构，那么中国也许还有可能及时改变路线，免于在更长时间里陷于用煤量提高、空气污染顽固不化和温室气体增加的厄运。这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将受益无穷。
第三部分 无形的力量第26节 燃烧的传奇（1）
几个世纪以来，在对煤的天性、影响以及煤烟的理解上，我们犯下了许多错误。一些人认为煤是由地底的种子长出来的，或者是从魔鬼和龙守护的矿藏里生出来的；一些人从矿藏里看到了关于圣经洪水的科学证据；一些人相信煤可以预防黑死病；另一些人却指责煤引起荒芜、牙齿腐烂，助长卑鄙的谋杀、刻薄的言语，并导致思维混乱。最近，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即使大量而无限期地燃烧煤，也不会打破这个星球的自然平衡。无疑，我们对煤的了解依然远远不够，但我们至少排除了许多古老的神话。
过去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人们所广泛认可的，即煤对于塑造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这个观点不那么普遍了。煤的运输把英国人引向大海，英国从一个小农业国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商业大国。强大的皇家海军主要是为了保护煤的传送：在战争年代，它紧抓战斗中煤船的控制，并帮助英国统治海洋。多亏了煤，伦敦才变成一个大都市，足以成为商业与文化的重要中心。因为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都远远超过了该国的规模，这个小国开始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帝国，并克服本国的人口，打败了诸如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对手——它们的人口和土地都远远超过英国，就是煤比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