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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所谓“荧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荧荧发光，亮度常有变化。以今天我们对天文知识的了解程度，实在不难明白它变化的道理，因为火星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差不多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要长一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运行的轨迹，则有时向前，有时向后。可古人天文知识贫乏，不明白火星色泽泛红，为何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复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这个星象一出现，石宣心想机会来了。他要借这次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赵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目标是直冲王朗来的，所以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时，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要杀王朗，石虎哪里舍得。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一等的。赵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一等的中书监王波。——既然要消灾，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于是中书监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来石宣谋划的是除掉王朗，因为王朗虽为朝中重臣，但他有碍自己的作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护的也是王朗，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谋诛，还是皇帝的有意保护，都通过星象师赵揽之手，把灾祸转嫁到与此全无干系的王波头上。太子有意设计，却未能遂愿，皇帝偷梁换柱，竟达到了保护重臣的目的。这真可谓古代皇室政治斗争中的一出悲喜剧。皇帝和太子各施心术，各逞计谋，双方像打太极拳一样，你来我往，但拳脚所击打的都是无辜的臣下，在这种情况下，像王波这样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所谓“偷梁换柱”，实际上是帝王在摆平感情和利益的时候在臣下中找替罪羊的政治法术。此法如练得纯熟、用得巧妙，可以起到很好的政治作用，如前述石虎之于王朗。如练得不熟、用得不妙，则不免被人利用，而反倒伤了自己。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反面教训。西汉景帝时朝中有一位谋臣名叫晁错，此人通达忠诚、治国有方，特别是为维护景帝及中央利益，晁错更是尽心尽力、忠诚有加。景帝执政以来，由西汉初分封大量同姓诸侯带来的诸侯觊觎中央的问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致几乎就要危及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晁错直言上书景帝，建议花大力气削藩。建议提出以后，刚执政不久的景帝犹豫不决；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向皇帝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忍看到晁家大祸降临，先自服毒自杀了，而晁错却不为所动、不改初衷。晁错建议皇上削藩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激怒了早怀反心的诸侯们，他们以“清君侧”为名，在吴王刘濞的带领下，联合起兵，向景帝施加压力。景帝慌了手脚，忙问大臣袁盎怎么办。袁盎一向与晁错有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要景帝杀掉晁错以谢诸侯。问题错就错在这里，如果景帝询问的不是袁盎而是别人，事情的处理结果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如果景帝像前面的石虎一样老谋深算、老练持重，事情的处理结果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一种最不幸、最不应该产生的结果产生了，景帝同意了袁盎的建议，杀晁错以谢诸侯。可怜的是，在景帝做出杀人决定的时候，晁错还正忙着安排如何征集粮草、如何调兵遣将以对付各路诸侯呢。他被景帝的圣旨突然召走时还特意换上了一身新朝服，当他被马车载到长安城东市，见周围刽子手林立时，才恍然明白自己马上就要被处死了。景帝降旨杀死了晁错，诸侯们依然发动了几乎颠覆刘汉王朝的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从而使刘汉王朝经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实事求是地说，汉景帝此次最不应该杀死的就是晁错，因为晁错不仅指出了当时真正危害政权的痼疾所在，而且他也是当时惟一最忠实于汉景帝的人，然而，悲剧就是这样发生了。当汉景帝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锻炼之后，当他在事实面前明白了晁错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一切都成了早已过去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景帝杀晁错作为帝王在驭臣方面运用“偷梁换柱”法的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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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驭臣之法（之一）：4。下诏罪己
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
曹魏黄初二年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今天看来已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即日、月、地球三者并行，月球挡住了太阳光线，就出现日食。古人往往把自然现象与人间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的非正常现象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如不及时向上天承认错误，上天就会给人间降下灾难。当时，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老臣贾诩。这贾诩原本是张绣手下的谋士，归附曹操后，他自知身为降臣难与曹操旧部相比，于是就暗地里在曹操儿子曹丕身上下功夫。他先是帮曹丕“深自砥砺”争宠、固宠，谋算曹操身后自己的政治命运。一次曹操就立嗣一事征询他的意见，贾诩避而不答。曹操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回答说是在想袁绍和刘表的儿子们因争立而相互残杀的故事。这一说，曹操自然明白这是在劝自己按长幼顺序册立曹丕为太子。贾诩在老谋深算的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冒险押了这一宝，暗怕会被多疑的曹操识破，自此便韬光养晦，闭门不出。后来曹操果然立曹丕做了太子，曹丕也知道贾诩于此事甚有功劳。所以，曹丕一上台，就立刻任命贾诩做了太尉。曹丕重用贾诩，不光是因为贾诩对自已有恩，而且还因为贾诩的深谋远虑对自己稳坐帝位大有用场。而这黄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称帝的第二年，政局还未完全稳定，当然不能因一个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贾诩。所以，曹丕听完报告，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此类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这纸“一切责任由我来负”的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谋臣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宽仁、厚待功臣的美名。
下诏罪己，以坦率宽宏的态度承认过失，收买名声，取得臣下更大的支持，也收到更多的政治利益，这种政治演艺汉文帝、汉景帝父子都干过，让历史学家久久称羡的“文景之治”与当时皇帝敢于并善于下诏罪己大有关系。就连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晚年也曾数次用下诏罪己的办法平稳巧妙地度过信任危机，当然，要追溯皇帝下诏罪己的历史，那开创之功恐怕应在汉高祖刘邦那里。
汉十二年秋，高祖亲征黥布班师回到长安，百姓拦道上书，状告相国萧何强买民田。高祖早就因萧何劝自己开放上林苑大为不满，这次却听说萧何强买民田，又有收受贿赂嫌疑，于是下令将萧何下狱。其实，高祖抓萧何，是因为萧何功高震主，高祖担心他有朝一日可能后院放火。而萧何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故意买田自污，授人以柄，好让高祖放心。所以，事情虽然搞僵，而一经别人劝解，汉高祖就断然决定赦免萧何。萧何被放出监狱，向高祖谢恩时，高祖说了这样几句话：“相国您为老百姓着想，请求开放上林苑，而我却没有答应，这说明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君主，而相国您才是真正的贤相。现在我故意把您抓起来，不过是想把我自己的过错昭彰于天下，让天下百姓都知道而已。”你看，这不是明明白白在罪己吗？不过，汉高祖行事一向与众不同，所以他罪己的方式也有些特别。即不用降下诏书的形式，而是用昭彰过错的行动。而刘邦心底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帝王的所谓“下诏罪己”无非是把政治行为过失归罪于己，这里表现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怀，也有帝王的个人人格问题。后代帝王一遇政治困难便做自我批评的做法不免显得太过做作，太缺乏真诚，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在中国早期政治家那里倒显得更真实自然、更感人，也更产生政治效益。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位著名君主秦穆公，秦国与晋国毗邻，两国势均力敌，因都想称霸诸侯，所以彼此之间的战争也就难以间断。鲁僖公三十二年冬天，晋国君主晋文公病逝，秦穆公认为这是一个攻打晋国的极好机会，遂决定马上对晋用兵。但他的这一决定却遭到老臣蹇叔的反对。蹇叔认为，秦国攻晋是“劳师袭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打一个距离较远的地方，这不可能取得胜利；另外，晋国君主去世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发生这样的大事，他们对外是不会没有防备的。因此，蹇叔反对对晋用兵。但是，雄心勃勃的秦穆公此时已经利令智昏，完全听不进蹇叔的意见，还是坚持派兵出发了。秦军经过长途跋涉，于第二年春天才到达晋国边境，将领们此时发现晋国已早有防备。秦军撤退已来不及，于是在NCA36山大战一场。秦军远道而来，此时已无斗志；而晋军以逸待劳，奋力冲杀，结果大败秦军，秦国三个将领都被擒获。
战斗结束，晋国顺利安葬了晋文公。经早年嫁往晋国的秦穆公之女文嬴的斡旋，晋国国君襄公勉强同意释放秦国将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回国。
败军之将百里孟明视一行三人回到秦国，秦穆公身穿丧服到郊外恭迎，他面对着战败回国的将军哭泣着说：“都是因为我当时不听蹇叔的话，才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