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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心了，政治的弹性有时非常大，有时却又毫无回旋的余地，李善长却没看到这一点。他还是不死心，还希望在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土木工程监督员的位子上能再进一步，再升一阶。其结果是非但没能如愿，他的积极表现反倒引起朱元璋的疑忌。此时朱元璋已到晚年，许多想法都比年轻时复杂，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为儿孙清除掉他死后可能发生的隐患，屡兴大狱、诛杀勋臣是其集中表现。结果在处理丞相胡惟庸一案中，没头没脑地顺便也把李善长给连带进去了，最后来了个满门抄斩。事到临头，李善长方才有所醒悟。自古伴君如伴虎，退隐之人本当安心赋闲，以保善终，自己由于想法太多，反倒因此找了个大苦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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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相
出处行藏的揣摩：4。不合作主义
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者。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称得上不合作主义者。
东晋的陶渊明是在几上几下之后才决定做隐士的。他出身于豪门士族，走着与此种家庭出生的人大体相同的读书、九品举士、做官的道路。他年轻时即胸怀大志，希望能有朝一日施展才华，大济苍生，建立丰功伟业。但此时陶家日趋衰落，陶渊明无依无靠，迟迟得不到入仕机会，直到29岁才出任江州祭酒。尽管这个职位对初入仕者来说已不算太低，但陶渊明天生刚直耿介，向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对官场上的种种禁忌规矩难以忍受；同僚们尔虞我诈，谄上欺下的种种丑态又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他觉得置身这样的泥潭中不仅抱负无从施展，连洁身自好都难以做到，与其和这样的人周旋，不如回家躬耕田园。没多久，陶渊明便辞官回家了。过了几年，见桓玄反对专擅朝政的司马道子，士人纷纷归附，陶氏也随之投其帐下当了幕僚，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可桓玄是个野心家，以讨逆为名招兵买马，为篡夺帝位做准备，这使陶渊明深感失望。第二年，正逢母亲去世，陶渊明便趁机辞职回乡了。陶渊明虽然归耕田园，但内心深处仍涌动着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热流，仍然渴望功业芳名，想再找机会一试身手。不久，东晋局势再度变化，刘裕讨伐桓玄，恢复晋室，陶渊明以为晋室由此可获中兴，便第三次出仕，做了刘裕的参军。但他很快发现刘裕与桓玄不过是一丘之貉，便又离开刘裕，到江州刺史刘敬宣手下做参军。不久，又当了彭泽县令。当年冬天，州里派人来彭泽巡查政务，陶渊明身为县令，当亲自迎接。他本来讨厌这些殃民之徒，便穿便服去应酬，一个老于世故的县吏深知官场规矩，赶忙提醒他“当束带见之”。陶渊明实在不愿屈就逢迎，便说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随即挂冠而去。直到这时，他才对官场认识清楚，对仕途和抱负也看淡了，绝望了。客观地讲，陶渊明是很聪明的，但又有些书生气，所以总想入仕有所作为；只是在屡次碰壁之后才认清了官场的本质，抱定了不合作的超然态废，发出了“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叹。“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以后怎么做总算明白了，从此做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大自然中的自由人。
王夫之在明朝末年战乱中曾募集义师保卫家乡，抵抗清军。不久义军被打散，王夫之也亡命他乡，后来到南明政权中做了个幕僚。南明小朝廷力量单薄，朝政昏暗，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仍不忘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使王夫之非常失望。王夫之与朝中敢于直言陈谏的袁彭年等五人友好，遭到奸臣排挤诬陷，结果不到半年，王夫之便只好离开了。当时清廷广招亡明遗民，特别是有学问的名士。王夫之刚届而立之年，却以亡明遗民、汉学家自居，不肯与清廷合作，便下定决心去做隐士。在此后的40年间，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以教书授徒为业，并在荆榛草泽之中研究学问，完成十余种专著。甚至连他教授的学生也大都不愿与清王朝合作，不肯出仕，与王夫之一样终身耕读于乡间。
还有一个傅山，此人在明朝亡后也以亡明遗民自居，常穿一件红色道袍，自称“朱衣道人”。不久因参加秘密反清组织而被捕，侥幸获释后，他曾游学东南，想浮海投奔抗清的郑成功，终未如愿。这时，傅山也深知复明无望，便在山西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康熙时为了笼络汉族学者，改变高压政策，准备特设博学鸿辞科考试，以怀柔高傲不合作的亡明学者。康熙得知傅山的名望和学问，指名要他入京应试。当时傅山已74岁，以病坚辞，不能获允，被县令派役夫抬着送往京师。到距京师30里的地方，傅山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只好在崇文门外圆觉寺住下来。一个月后，傅山仍然称病不肯进京，康熙便下旨免试录用，赐官内阁中书。按惯例，授官后接受者应当磕头谢恩，但傅山称病不肯下床，又被抬着去了午门。傅山见了紫禁城，老泪纵横，扑地大哭。康熙无奈，只好下令将傅山放归还乡。
在各种各样的退隐者中，急流勇退为最优选择方案，抱负不得实现而中途退隐者次之，而被赶出去才做隐士的，其境界就等而下之了，更别说像李善长那样被赶出之后仍不甘心，终于招致杀身之祸，那就是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了。至于持不合作主义的陶渊明，在几上几下后才认清了官场原来如此，做起了隐士，则是善于总结经验，调整人生航向的一类，这在出处行藏的政治漩涡中，仍不失为清醒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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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相
奸也有术：1。钻营也需抓机遇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佞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佞人并非胸无点墨，有人还读过不少书，颇有文才。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四书五经或任何一种古书中学来的，更不可能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得到，而是无书自通、无师自通，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才华。遗憾的是，这些人的才华没用于正路，因此只能被后人斥之为邪术、奸才。
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这种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诸方面，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各自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机遇对每一个要求发展自己的人都是重要和不可少的，古代奸佞之人、奸佞之臣，要达到更大的目的、实现更大的野心，敏锐地抓住机遇是其成功的真正开始。北宋的蔡京，通过小说《水浒传》的流传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在发迹过程中是如何发现机遇并牢牢把握住机遇的，恐怕知道的人就不是太多了。蔡京参加科举考试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做的是地方小官，如何靠近朝廷，真正掌握大宋帝国的权力，是他梦寐以求的。为此，他深深明白，要想升迁快，光走正道是不行的，走歪道绝对比走正道更方便、更近捷。于是他首先盯上了两个可资利用的人物，一个是朝中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童贯，另一个是名道士徐知常。说来也巧，在蔡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久，童贯奉徽宗之命到江浙一带访求书画奇巧。童贯在杭州前后呆了好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蔡京作为地方官，有接近童贯的机会就主动攀附，为培养童贯和自己的感情，蔡京甚至昼夜陪伴、形影不离。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蔡京的努力，童、蔡关系迅速升温，到童贯要回汴京时，竟有些不太舍得扔下蔡京了。如此一来，童贯一回京师就把蔡京精心奉献的各种奇巧珍玩献给了徽宗，并多次在徽宗面前大讲蔡京的才能和忠诚。从此，蔡京一下子成了徽宗视野范围中的人物。
再说那个道士徐知常。此人虽是个道士，但却经常出入元符皇后的禁中，因此与宫中的嫔妃、宦官们混得很熟。蔡京也通过种种手段打通了徐知常的关节，受物欲和人情驱使，徐知常也不断在皇后面前竭力夸奖蔡京，并说蔡京有王佐之才。前面有童贯的极力推举，后面有皇后从枕边吹风，双管齐下、两面夹攻，宋徽宗果然把蔡京当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久，蔡京便被朝廷由地方调入京城，先是让他做了翰林学士，很快又被任命为右丞相。不用说，蔡京的青云直上与他抓住机会，打通关节有直接关系。
明初的严嵩在仕途生涯的开始起步也并不是很高。严嵩为官前期虽然身在朝中，但他担任的只不过是什么编修、翰林之类的文职，而与他向往并垂涎的权力中枢却全无关系。严嵩对此并不满足，于是便多方活动，寻找门路。严嵩慢慢地找上了他的同乡、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权的夏言。夏言比严嵩晚四科考中进士，即入仕时间约晚十二年，按当时的习惯，严嵩为前辈。但夏言位高权重，严嵩便顾不得这些早晚长幼了。他借着老乡关系，曲意奉承，卖力巴结夏言。可夏言权高气盛，瞧不起严嵩，有一次严嵩请夏言赴家宴，夏言竟予以拒绝。严嵩明白，夏言请不到家，就等于断了自己的仕途门路。于是他横下心来，亲自持请柬到夏府去请。夏言闭门不见，严嵩便跪在夏府门外，展开请柬，和声反复朗读，声音委婉动人，十分真挚。夏言终于被感动了，于是亲手把严嵩扶起，到严嵩家赴宴。宴席上严嵩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吹捧之能事，以取悦夏言，使夏言十分开心，兴尽方归。从此，夏言便把严嵩视作知己，并多方引荐，从而使严嵩在嘉靖初年当上了礼部右侍郎。这一官职虽然级别不高，但有机会直接为皇帝办事，接近皇帝，为他进一步施展手段提供了条件。不久，严嵩进入内阁，并取代夏言当上了内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