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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溺于声色之中，宜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先后受到恩宠。在隋文帝病笃之时，他后悔地叹息说：“如果独孤皇后还活在世上，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由此也可以看出，独孤皇后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了。
北宋杜太后是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两任皇帝的母亲。建隆元年，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然后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登基之后，尊母亲杜氏为皇太后，杜氏以皇太后身份接受赵匡胤拜见。当时朝廷大殿内外气氛热烈而庄严，朝拜仪式搞得极为隆重。这本来是一件让杜太后开心的事，但文武百官看到杜太后却是满脸忧容，大家心里纳闷：人们都说“母以子贵”，现在太祖登基，太后她老人家却为什么并不高兴呢？这时高坐在上面的杜太后严肃而沉重地说：“做皇帝可不容易呀！身为万民之主，如果治国有方，增民福祚，老百姓拥戴，那自然尊贵无比；可如果皇帝没有做好，到了被别人推翻的时候，那恐怕连争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可能都没有了。我每想到此就感到心情沉重。”当赵匡胤刚刚步入权力巅峰，杜太后首先提醒他的就是居安思危，对于一个刚刚上任的皇帝，恐怕没有比这个提醒更重要、更有远见的帮助了。
北宋建立之初，杜太后对稳定赵氏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她首先通过细致而周到的工作，加强了赵匡胤与赵普的政治联盟。赵普是赵匡胤的启蒙老师，又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杜太后对赵普的才干和忠诚都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杜太后一方面告诫赵匡胤要虚心听取赵普的意见，一方面又在诸事上对赵普既给地位又加担子。这样就极大地调动起了赵普的主动性、积极性，以致开国后的各种草创工作都做得井然有序，就是“杯酒释兵权”这样重大的政治行动也是在赵普的建议下实施的。此外，杜太后鉴于后周亡国的教训，提出“兄终弟及”的帝位继承方略。她认为儿子赵匡胤之所以能做上皇帝，并不是前世阴德，也不认为赵匡胤就是真龙天子，而认为只因周世宗柴荣让年仅7岁的儿子继承皇位，以致形成主少臣疑的局面，这才为改朝换代提供了机会。如果周世宗的继承者是一个成熟、有经验的成年人，那情况恐怕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她主张赵匡胤退位以后，不要把帝位传给年幼的儿子，而要传给年龄较大的弟弟赵匡义。这个建议的实施，确实从体制上保证了宋初政局的稳定。
在中国古代这种“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内助之贤”和“母仪之正”的确有稳定、维护政权的巨大作用。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就是前者，而宋太祖之母杜太后就是后者。然而，隋文帝、宋太祖之外，还有一个兼二者而得之的人，那就是以创超迈古今之大事业而著称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生成就的功业是包括两个女人的贡献在内的，这一是他的母亲诃额伦，元建国后追谥为宣懿皇后；另一个是他的元配妻子孛儿台，元建国后追谥为光献皇后。
成吉思汗在13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作为一个部族领袖的遗孀，诃额伦必须承担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5个子女的生活和教育重任。就教育方面而言，她要教育孩子们特别是成吉思汗要继承父志，做一个与众不同的领袖人物。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即可见诃额伦“母仪之正”对于成吉思汗成长和功业的重要作用。一是成吉思汗的父亲刚死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母子不仅承受着外人的欺压，而且成吉思汗的异母兄长别克帖儿也经常欺负他们。有一次，成吉思汗好不容易打到的猎兔又要被别克帖儿抢走时，成吉思汗忍无可忍，和弟弟哈撒儿两人一气之下将别克帖儿射杀。母亲诃额伦听到这个消息后，盛怒之下狠狠斥责了成吉思汗，并期待他将来继承父志，统领蒙古部众，真正成为一个有大作为的人物。受了母亲这次严厉的训诫，成吉思汗从此以后果然遇事冷静，待人也宽容多了。另一件事是成吉思汗正位以后，非常相信弄神装巫、预言祸福的阔阔出，而弟弟哈撒儿勇武有力，与阔阔出很合不来。一天，两人发生口角，成吉思汗当面斥责了哈撒儿，哈撒儿心情不快，三天未出来见面。阔阔出趁机挑拨成吉思汗和哈撒儿的关系，企图假托天意，要成吉思汗杀掉哈撒儿。成吉思汗不辨真假，就要把哈撒儿捉来杀死的时候，又是诃额伦怒斥成吉思汗，用老祖宗阿难可敦用五箭合一比方团结以教育子孙的方法来教导成吉思汗，使成吉思汗避免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因此我们说，有诃额伦这样的识见远大、胸怀开阔的母亲的教导和帮助，实在是成吉思汗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但有“母仪之正”，成吉思汗还有“内助之贤”。成吉思汗的元配夫人孛儿台也是一个出色的后妃。孛儿台对成吉思汗成就帝业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在成吉思汗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孛儿台都坚定地站在成吉思汗一边，用她的温柔、体贴和深明大义来安慰和鼓励成吉思汗。比如成吉思汗与孛儿台刚成婚不久，他的近邻泰亦赤兀部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想在强邻下生存，就需寻找外援支持。这时成吉思汗想到了父亲生前好友克烈部长王罕。为了求得王罕帮助，成吉思汗想拿孛儿台献给母亲的厚礼——一件名贵的黑貂裘，作为给王罕的进见礼。母亲诃额伦当然没有什么意见，但这也是妻子孛儿台的嫁妆，还必须和孛儿台商量好才行。当成吉思汗提出这个要求后，深明事理的孛儿台一口就答应了。正因为成吉思汗带着这样一件贵重的礼品去见王罕，所以也就很容易地得到了王罕的支持。而争得王罕的支持，对成吉思汗后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成吉思汗和扎木合的关系处理上，也是孛儿台首先发现扎木合的不正常表现，提醒成吉思另觅栖身之所的。这个提醒和这个迁徙决定的形成，对成吉思汗所在部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元开国之后诃额伦和孛儿台作为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妻子，在生活中不失温情，在支持成吉思汗成就帝业方面又深明大义。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一生得到这样两个女性、两种性质的支持和帮助，应该说已经相当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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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妃
助皇帝一臂之力：2。宫廷矛盾的缓冲地带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从元文化的意义上讲，这是阴阳之合，文武张弛之道。从政治理论上讲，这是政治运作的策略原则。然而，事情一落到实处，真正的政治运行、政治操作却不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物角色来承担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在现代政治机构中往往都设有秘书长这样一个职务，他的职责是综理各种行政事务，既要上承，又需下达，对上要具体负责，对下事无巨细也需步步落实。而在中国古代宫廷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但它却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任务需要处理、需要协调、需要有人出面斡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政治远见的后妃就自发地扮演起了这种幕后宫廷秘书长角色，从而为古代宫廷中的诸种斗争和冲突建立起一个疏导和缓解的缓冲带。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就是一个为唐初朝廷建立起释解矛盾纠葛、稳固大局的缓冲地带的人物。长孙皇后起码在三个方面起到了这种作用。首先，她曾诚恳地劝谏唐太宗不要过分重用哥哥长孙无忌，因为她考虑到过分重用长孙无忌容易引起其他重臣元老的猜忌，影响团结，贻误国事。同时，她认为过分重用外戚，有可能导致外戚专权，汉代的外戚祸国就是一个血的教训。虽然唐太宗没有完全采纳她的建议，但这个提醒是相当有必要的。其次，她在处理己出子女与非己出子女利益关系上，主张一视同仁，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皇室子女间的对立和矛盾。比如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时，唐太宗命令宫中加倍陪嫁，长孙皇后力谏，最后唐太宗只好同意长乐公主的嫁妆与其他公主相同。长孙皇后之子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后，太子的奶妈要求增加太子宫内的费用，以区别于其他皇子，但这个要求遭到长孙皇后的坚决反对，结果还是按长孙皇后的意见办了。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长孙皇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妥善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善于纳谏的有道明君，而魏征则是中国历史上敢于犯颜直谏的著名诤臣。尽管如此，唐太宗也常有被魏征的耿耿直言触怒拒不纳谏的时候。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长孙皇后往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委婉的方式、机敏的话语劝说唐太宗，以便使他接受建议，缓释君臣之间的紧张和对峙。据载，一次为了泰山封禅祭典的事，魏征当众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唐太宗的想法，以致唐太宗盛怒之下拂袖回宫。回到后宫，太宗余怒末消，仍咬牙切齿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儿！”长孙皇后忙问缘由，太宗气呼呼地说：“就是那个魏征，整天吹毛求疵，说长道短，今天竟然在朝廷上当众顶撞我，我一定要杀掉他，以解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一听，马上换上庄重的朝服，向太宗行礼祝贺说：“我听说，只有皇帝英明，大臣才能正直。现在朝廷里有魏征这样正直无私的大臣，不正说明陛下您的圣明吗？”唐太宗一听这话，恍然大悟，他马上转怒为喜，并感谢皇后的提醒。此后，唐太宗对魏征更加敬重了。
明成祖的仁孝皇后徐氏也是为明成祖出谋划策，为明朝廷建立缓冲地带做过贡献的人。徐氏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15岁时嫁给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公元1402年，朱棣经过4年的靖难战争，从自己侄子建文帝朱允NB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