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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感鄄赋》面世之后，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只是喝醉酒，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
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国志》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感鄄赋》也是真实的。既然两者都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解释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围绕着《感鄄赋》，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的生平。她是中山无极人，名字不详，后人因为《洛神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把她叫做甄宓。严格来说，这是不对的，不过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姑且如此称之。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十几岁就嫁给了中原霸主袁绍的儿子袁熙。袁绍失败后，曹军占领邺城，曹丕闯进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纳入房中。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即曹叡和东河公主。后来曹丕称帝，宠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屡生怨谤，竟被赐死。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再后来曹叡即位，杀郭氏以报母仇。
表面来看，甄宓与曹植之间没什么纠葛，两人年纪相差十岁，最多是后者对一个成熟女性的青春期憧憬罢了。
好在曹植是个文人，文人总喜欢发言议论，所谓言多必失。在反复查阅中，我终于在曹植写给曹叡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一条微弱的线索。这条线索非常晦涩，可当我们把它从历史尘埃中拎起来时，它所牵连出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
曹植是一个有雄心的人，他对自己被软禁而无所作为的境况，感到非常郁闷。史书上说他“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意思是曹植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发挥，上书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
曹丕是指望不上了，侄子曹叡也许还有得商量。于是，在曹叡即位后的第二年，曹植给曹叡上了一道疏。在他的这份疏里，曹植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嚷嚷着要杀身靖难，以功报主，实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
〖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里面一共用了四个典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典出秦将孟明视和鲁将曹子，这两个人屡次打了败仗，却始终受到主君信赖，后来发愤图强，一战雪耻。“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其中盗马典出秦穆公。秦穆公的一匹马被山贼偷走，他非但没生气，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容易伤身体，于是送了坛酒给这些偷马人。山贼们很受感动，在秦、晋交战中救了秦穆公一命。因为前句已经用了秦，而秦君为赵姓，所以这里用了赵字互文。
以上三个典故，都是古籍里常见的。真正有意思的，是第四个典故：“绝缨”。
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据《说苑》记载，楚庄王有一次宴请众将，日落不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情急之下扯下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说只要点起灯来，看哪个头上无缨的，就是骚扰者。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数年后，楚庄王表彰一位杀敌极其勇敢的将军，将军坦诚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了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臣子给主君上书的时候，典故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否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引喻失义”，让人怀疑你对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头。曹植对甄宓的感情，性质上与绝缨一样，都是对自己主君的老婆心怀不轨。对此曹叡心知肚明，还亲自改过《感鄄赋》的名字以避闲话。现在曹植突然不避嫌疑，堂而皇之地甩出了这个典故，颇有点向曹叡示威的意思。
紧接着这个典故，曹植又写道：“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这句话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我兄弟曹丕已经死了，曹彰也挂了，我算什么人，居然能苟活到现在。”重点就在于“臣独何人”四个字的正话反说，明明是在向曹叡强调：我是因为有特殊理由，才能活到现在的。而这个理由，曹叡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曹植怕自己这份奏章不被通过（原文“植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不忘最后补了一句：“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这句话表面上是递进关系，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也好歹能让后世之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么后世之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这封信里，曹植用“绝缨”这个典故，明里暗里是在提醒曹叡：我和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绝缨”的事情。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所谓“绝缨”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而是不能宣诸于口的极秘之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是足以掀动曹魏朝野的大炸弹。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来向曹叡开出条件：如果“言之未用”，那么我可就要“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唯独曹叡才能读懂其中的微言大义。
而曹叡是如何回答的呢？曹叡的回信没有记载，不过他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可见这一次的徙封，是破格优待。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如果曹叡不是圣人的话，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而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载，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叡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曹操在出征之前，却对曹植说了一番奇怪的话：“我当年做顿丘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仍然无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大造五色棒，巡游街道，看到有犯禁之人，无论有无背景，一律活活打死。显然，曹操是希望曹植也这么做。
这就奇怪了。曹操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汉末混乱时期，豪强横行，有此一举理所当然。可建安二十一年的邺城，治安相当良好，能出什么事？
除非曹操嘱咐曹植留神的，不是什么治安事件，而是政治事件甚至叛乱。所以曹操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军才返回邺城。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祎、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一个帝国的政治中枢居然发生了近臣叛乱，而且还是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