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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圆寂后，青藏统治者藏巴汗就下令不准转世。扎什伦布寺法台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凭着个人有高超学术和精湛的医术，医好藏巴汗的重病，取得了他的敬重。经罗桑却吉坚赞从中斡旋，才允许达赖喇嘛继续转世，五世达赖灵童虽然被认定了，但黄教格鲁派艰难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好转，西藏统治集团不仅不支持格鲁派，反而支持噶举派，而且还大批杀害和监禁格鲁派喇嘛。在上述情况下，格鲁派首领人物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强佐索南绕登，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商议决定，派使者赴卫拉特蒙古请求出兵援助。卫拉特蒙古和硕特的固始汗，土尔扈特的保兰阿噶勒琥和莽海、绰罗斯部的巴图尔珲台吉一致同意派联军去支援达赖和班禅活佛。这支联军以和硕特部落为主力，绰罗斯部为左翼，土尔扈特部为右翼，以固始汗为统帅，以巴图尔珲台吉为副统帅，以保兰阿噶勒琥和莽海为正副先行官。
1635年冬，固始汗、巴图尔珲台吉、保兰阿噶勒琥和莽海一行扮做香客前往西藏朝佛，侦察虚实，了解行军路线。并在甘丹寺秘密会见了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强佐索南绕登，参加了扎什伦布寺的吉祥法会，固始汗接受了所赐予的“固始彻辰绰尔济”的称号（《蒙古源流》卷八。固始彻辰绰尔济，意为固实灌顶大王），赐予巴图尔珲台吉“额尔德尼”尊号，双方商定消灭反格鲁派势力的大计。
明崇祯九年（1636年），卫拉特部进入青海，消灭了反格鲁派的却图汗，其部队陆续移牧于青海草原，第一批有和硕特部4000户、土尔扈特部落1000户，共约为两万人。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固始汗再扮香客入藏，五世达赖强佐索南绕登，在大昭寺为之举行吉祥法会，“赐予他丹增却杰丹波”（执教法王）名号。共同商定，先消灭反格鲁派的西康的白利土司，然后进军西藏，消灭藏巴汗及其势力。
崇祯十二年（1639年），康巴藏族白利土司赖月多杰致信藏巴汗，约定次年共同举兵扑灭格鲁派。这封信半路上被格鲁派僧人截获并送交固始汗。早有准备的固始汗，立即发兵，以土尔扈特部子弟为先锋，当年5月，固始汗也到达康巴，“是年冬11月擒获白利土司赖月多杰并将其处死（黄颢译《青海史》《西北民族译丛》1983年，第3辑）。”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固始汗佯为从康巴马尔康撤兵回青海，有意麻痹藏巴汗的警觉。然后出其不意，以土尔扈特为先锋，挥军入藏，把藏巴汗军队全部击溃，藏巴汗噶玛丹回旺被擒获处死。这次胜利开创了黄教历史的新纪元，并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是年秋，游牧天山以北的和硕特和土尔扈特人大批迁居青海。和硕特部为15000户，土尔扈特为3000户，共约10万人。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青海和硕特台吉罗卜藏丹津“因人材亦优”，继承其父青海台吉中的总管王爵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去世，皇四子胤祯即位，改元雍正。在朝廷有重大变故之时，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珲台吉”；雍正元年（1723年），他又提出了“恢复先人霸业”（《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的口号，并举起了反清的旗帜。其原因是，新疆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妄图控制西藏，挟持达赖喇嘛以令众蒙古，并入侵西藏反清作乱。清朝康熙帝曾经向青海和硕特台吉们许诺：“谁取藏成功，将尔等之内中立汗”。但是，等到夺取西藏成功以后，清廷食言，将取藏功劳最大的罗卜藏丹津放在了无足轻重的小职位。他为藏王达孜巴求情免死，清政府不仅不给面子，反而将达孜巴光着膀子，反剪双手，押到拉萨河上一刀砍死。清廷对罗卜藏丹津戏剧性的嘲弄，使他失望之极，狼狈不堪，他认为清廷是个食言自肥，无道昏庸的朝廷，执意举兵反清。他的反清行动遭到其弟察罕丹津和土尔扈特部落莽海五世孙格尔勒图的异议，认为：“一是清廷现在正是强盛之时，不能和祖先固始汗时期明末清初满人羽毛未丰满之时相比，要反必败。二是清廷在青海地区有一定的民心和号召力，轻易起兵将会失去人心民心。三是战争将带给人民无尽的灾难。希望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察罕丹津和格尔勒图善意的劝说，被罗卜藏丹津认为是投降和叛变。他首先讨伐曾经并肩战斗的蒙古和硕特察罕丹津部和土尔扈特格尔勒图部。两部人民为力避侵害，逃到了清军大营。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清军出兵青海，进驻西宁，分兵进攻蒙古兵营。次年，清军攻下巴塘、理塘、黄胜关等，青海被清军控制。这年二月在乌兰布和尔战役中罗卜藏丹津大败，8万多反清人马被杀，近10万人被俘，其妹阿宝，其母阿尔太哈屯亦被俘获。罗卜藏丹津逃到准噶尔。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擒获罗卜藏丹津献俘京城，“诸臣皆赦免死（《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帝下旨：“准诸所奏，既往不咎，令住北京，不许擅出。”战争结束后，立即对各部蒙古实行众建少力，分而治之的方针。一是藏民再也不属于蒙部管辖，因清廷采取防蒙、限蒙的政策，在政治地位上藏民优于蒙民。二是土尔扈特部、绰罗斯部、辉特部、喀尔喀部，不再由和硕特台吉管辖，而是各部分另设台吉。和硕特丧失了总管王（珲台吉和八台吉的职权）。三是不必一姓居于一处，“于雍正三年实行划界编旗，将青海蒙古划分为29旗，其中土尔扈特4旗。（《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五）”
南后旗，俗称角昂札萨克旗，在今祁连县。初编500户，2800多人，翁贵曾孙丹忠始封。
西旗，俗称托里合札萨克旗，在今共和县。初编300户，2400多人，莽海五世孙格尔勒图始封。
南前旗，俗称托日和札萨克旗，在今黄南藏族自治州，初编300户，2400多人，翁贵四世孙察罕拉布坦始封。
南中旗，俗称永安札萨克旗，在今祁连县。初编600户，3200多人，翁罕后裔保兰阿噶勒琥曾孙索罗木拉布坦多尔济始封。虽经战乱，土尔扈特部因格尔勒图早期投奔清军，受害较少，原来近105万多人，编旗划地时还有102万多人，不能不说是格尔勒图之功。青海蒙古部编旗和新疆、内蒙古、宁夏不同之处在于，青海蒙古各部只编旗不设盟，各旗归各地办事大臣统辖。这是清廷为防青海蒙古再造乱，有于别省的分而治之方针。
人口日减，牧地日缩，社会日衰。
从雍正三年（1725年）到道光三年（1824年）的百年间，青海蒙古族人民和青海藏族人民相比，藏族是人口日增，牲畜日多，社会日盛；而蒙古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牧畜日益减少。道光年间乞讨的青海蒙古人民在甘、宁、川、陕一带竟然有数万人。就是情况还算好一点的土尔扈特人乞讨的也有两千多人。他们生活无着沿边乞食，孱弱之极，月困日衰。其原因是：
一、清政府弱蒙扶藏政策的严重后果。藏民抢夺蒙民牧地及牲畜，处理时扶藏或不予处理，致使蒙民无有牲畜，无有牧地，只好乞讨。如道光初年，黄南藏族九大部落渡河北牧，占住蒙古牧地抗不回巢。
二、罗卜藏丹津事件后，蒙部人民元气大伤，青海蒙古经叛乱后走向衰落，经济衰败。虽然清廷在乾隆后扶蒙使之自存，并用武力防护蒙旗，保卫蒙旗，但清廷祖先扎下的根子已积重难返。
三、蒙族内部社会矛盾日积，所谓“家不和有人欺”。战败了的青海蒙古有“墙倒众人推”之势，藏民不断抢劫蒙族的牲畜。《清史稿·谱部五》说：青海蒙古被藏民抢劫之案甚多，甚至南左中旗旗长札萨克被人枪杀，就连土尔扈特的两位王公也被人打成重伤。只有依托大邦，向清廷申诉，昔日的雄风连影子都不见了。“再加上各旗内上下离心，内讧蜂起，勾通藏民，抢劫其主，以至其主伤毙（《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五。））。”致以形成大规模抢劫蒙古成为青海一时之风，“有一次藏民抢劫六千余户，伤害男女两千多人（（《清史稿》卷五二二，藩部五），”而清廷无法处理。
由于战火而元气大伤的蒙族人民，至辛亥革命初期，蒙部人口仅两万多人，土尔扈特四旗人民不足4千人。青海著名的蒙古史学专家、青海民族学院教授芈一之曾说：“一个民族的人口如此直线下降，在我国历史上以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芈一之主编《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第19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不仅如此，青海蒙古的藏化及土尔扈特部藏化也十分惊人，其原因：
一、清朝政府由于防蒙限蒙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严重破坏了蒙藏人民的团结与和睦的生活，致使大多数蒙民长期在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严重的环境中生存。不得不说以藏语为主的话，行文也以藏文为主，甚而穿衣也全部藏化，已经显现不出蒙古服装，只有住所是蒙古包才能稍有区别。虽然少数家族还有的说蒙语，也已是藏化蒙语，也已不行蒙文。例如土尔扈特部所在的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夏宗山处草原的十几户土尔扈特牧民，虽然全说蒙语，但是他们的蒙语也严重藏化了。
二、驻牧环境的制约。在青海蒙民居住环境中，被藏民部所隔，青海藏民属多数，蒙民生活的厚度在很大的藏民部落包围之中。有的在历史长河中，“藏民部落内讧，弱小的部落归附了蒙民部落，使蒙古族内部又增加了藏族成分（假真主编《河南县志》第90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蒙藏人民互相交往，互相依存，为了适应这种处境，蒙古人民逐渐藏化。
三、宗教倡导及影响。青海蒙民全民信奉藏传佛教黄教格鲁派。蒙民历史上多次选送本民族青少年入寺为僧，例如，康熙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