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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商业(休谟说)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东方人”的手里,亨利三世特为这些东方人设立了一个机构,给以特别待遇,所有别的外商须受到的限制以及应纳的进口税,他们一概免除。那个时候英国人对于商业还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从爱德华二世起,汉撒商人就在“天秤商人”(MerchantsoftheSteelyyard)的称号下垄断了这个王国的全部对外贸易。他们经营商业时完全使用他们自己的商船,因此那时英国的航运业陷于极度衰落状态。
有些德国的也就是来自科隆的商人。与英国有了长期商业关系以后,终于在125O年接受了英王的邀请,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国外商业代理处,定名为“天秤”(TheSteelyard)。这个机构名盛一时,最初在促进英国文化与生产事业方面具有极大势力,但是后来引起了英国人的猜忌,从它成立起直到最后解散止计三百七十五年的过程中,充满了热烈的、历久不衰的冲突和斗争。
英国从前与汉撒同盟之间的关系,正与后来波兰与荷兰之间以及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英国输出的是羊毛、锡、皮革、奶油、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换来的是制成品。汉撒商人将从英国和北欧各国取得的原料品运到他们在布鲁日的机构(成立于1252年),在那里用来交换比利时产的织物和其他制成品以及来自意大利的东方产品和制成品,然后再把它们运回沿北海各国。
1272年,汉撒商人在俄国的诸夫戈罗德设立了第三个代理处,在这里他们所取得的是毛皮、亚麻、大麻和其他原料、换出的是制成品。同年又在挪威的卑尔根设立了第四个代理处,主要从事于渔业以及鲸油和渔产品贸易。
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是:国家如果还处于未开化状态,就可以从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就可以为它的猎场、牧场、森林及农业中的产物,总之所有各种原料品,谋得出路,就可以换得更好的衣着材料、机器、各种用具以及贵金属——主要的流通媒介。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头时对于自由贸易总是拥护的。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些国家,当它们在文化上、生产事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对于这样一种贸易制度就不怎样看得上眼了,最后就认为这是在它们继续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英国与汉撒商人的商业关系情况就是这样的。当汉撒商人的代理处“天秤”建立还不满一百年的时候,爱德华三世就有了这样的念头,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只是输出羊毛、输入毛织品,应该可以干些比这个更加有用、更加有利的事。于是他积极鼓励法兰德斯的织工到英国来工作,给予他们一切便利和权益;一等到前来工作的这种识工为数相当多的时候:他就发出了一道命令,禁止服用任何用外国材料制成的衣着。
这位国王这一措施是英明的,而别的有关国家的统治者这时所施行的政策却愚昧到万分,从而对于这一英明措施起了协助作用——象这样暗相凑合的事例在商业史上并不是不常见的。法兰德斯和布拉奔早期的统治者用尽了心机,竭力发展他们本国的工业,使之日益昌盛,而后继的统治者的举动却适得其反,他们百般地使工商阶级不能安居乐业,从而促使他们向国外迁移。
1413年英国毛纺织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使休谟可以这样说:“这个时候英国对于外国商人极端猜忌,对于他们的商业活动加以种种限制,例如,对于他们由出售输入品所得的货价,规定必须全部用于购买英国产品。”
在爱德华四世治下,对外国商人的疾视更变本加厉,外国毛织物,还有许多别的商品,都绝对禁止输入。
虽然这位国王后来不得不允许汉撒商人的要求,取消了这个禁令,恢复了他们的原有特权,但英国的毛织业似乎由此受到了积极鼓励。休谟叙及亨利七世在位时曾注意到这一点,这位国王是在爱德华四世去位后五十年即位的。“贵族左右原来是从者如云的,自从工业技术有了发展以后,雇用大批奴僕的恶习就不得不受到限制,这比强制命令还要有效得多。贵族们彼此之间这时已不再以僕从的为数众多与精壮勇悍相夸耀,他们为了进一步符合时代精神,这时所崇尚的是住宅的壮丽,车马的华美,铺陈设备的精益求精,以此相竞胜。一方面庶民也不再能游手好阅,安于懈怠,不再能在他们恩主的庇荫下乞求生活,他们不得不学习一些手艺,使自己对社会有所助益。这时政府再度颂发了法令,防止不论已否铸成货币的贵金属出口;但是由于明知这类措施难收实效,就再度规定,外商必须将他们出售输入品所得货款全部用来购买英国制品。”
当亨利八世在位时代,外国技工在伦敦人数增加,使那里各种食品的价格大涨;这是国内工业发展使国内农业获得巨大利益的一个确凿征象。
但是国王完全看错了这个现象的起因和作用,他听信了本国人民对外国技工有欠公道的控诉,总认为这类技工在技能、勤劳和节约各方面压倒了本国人民。于是由枢密院发布了一道命令,驱逐比利时技工一万五千人出境,认为“这批人的存在,使一切食品价格上涨,使国内有发生饥荒的危险”。为了铲除祸根,釜底抽薪,国王又发布了一系列命令,限制个人支出,规定了服装式样、粮食价格与工资标准。这种政策当然是汉撒商人所热烈欢迎的。他们对于这位国王表示了同对英国上一代国王(他的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样的好感,情况就象现在英国人对葡萄牙国王所表示的一样。汉撒商人把他们的战船交给了国王,由他自由支配。在这位国王临政的整个期间,汉撒商人对英国的贸易极为活跃。他侒既有船又有资本,机敏干练,并不亚于今日的英国人,他们懂得怎样应付英国在朝在野的人物,怎样在其间讨好、沾光,而英国政府和人民关于自己的利益究竟何在这一点却并不十分了解。只是汉撒商人的论点与今天的商业垄断者相对照,双方所依据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汉撒商人以制成品供给一切国家时,他们的权利基础是实际条约与已有的商业关系;而今天英国人同样权利要求的基础只是一种理论,是他们自己海关里的一个职员作出来的理论。这位理论家企图用虚伪的科学的名义来公然强求汉撒商人凭实际条约与公道求得的权利。
当爱德华六世在位时,他的枢密院找到了借口,要取消“天秤商人”的特权。汉撒商人对于这一新措施提出了强硬的抗议。但是没有用,枢密院坚持原议,由此对国家产生了极有利的结果。英国商人以本国人地位,在毛织品、羊毛以及其他物品的采购方面,与外商相形之下,有着极有利条件,这种利益以前他们一直没有能清楚地看到,因此一直没有敢同这样一个财力雄厚的集团展开竞争。但自从一切外商受到同样的商业限制以后,英国人经营工商业的兴趣就受到了鼓励,他们的企业精神一时竟弥漫全国。
汉撒商三个世纪以来在英国市场的独占地位正与英国商人今天在德国和美国的地位相同,至此他们却完全被排出了这个市场,后来由于德皇的抗议,玛丽女王又恢复了他们一切原有的权益。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幸运没有能持久。当伊丽莎白王朝开始时,他们对于在爱德华六世与玛丽统治下所获得的待遇不能满意,提出了强烈抗议,希望不仅保持已有权益,而且还能有所扩充。伊丽莎白的答复语气很和平,她说,“她没有权力擅作任何变更,但是对于他们的已有权益刚乐于加以维护。”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答复全然不能满足。过了一个时期,他们的贸易进一步受到阻滞,陷于停顿状态,这对于英国商人大大有利,这些商人现在有机会展其所长了。他们掌握了本国的全部出口贸易,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光荣的胜利。他们分别从事于“坐商与行商”两种活动,前者在固定地点经营商业,后者则在外国或国外各城市贩卖毛织品和英国其他工业品。这种情况激起了汉撒商人的莫大愤慨,他们用尽了一切方法对英国商人进行毁谤,使各国对英商发生恶感。1597年8月1日,他们终于在德国获得了一道敕令,禁止英国商人在德帝国境内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不久英国女王就找到了报复机会,有六十只汉撒商船与西班牙进行着非法贸易,1598年1月13日她下令逮捕了这批商船。她采取这一步骤的原意只是准备在释放时可以获得汉撒商人的进一步谅解。但汉撒商人为此在律贝克召开了大会,以便以一致行动对英国出口贸易进行打击。她获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即将船只连同所载货物一概没收,然后又放回两只船到律贝克,带信给大会,说明她极端鄙视汉撒同盟和它的一切行动。
汉撒商人曾经把船舶借给伊丽莎白的父亲,借给许多英国国王进行对外作战;曾受到许多欧洲君主的逢迎笼络;几世纪以来,曾经把丹麦和瑞典的国王看待得就同他们的臣属一样,随他们的高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于波罗的海东南岸一带曾加以开拓,施以教化,使这一地区脱离了海盗侵袭的恐慌;不久以前,还曾以武力为后盾,迫使英国一位国王承认他们的特权;英王曾不止一次地向他们以皇冕为质,有所借贷;他们对英国还曾一度有过那样残酷侮辱的举动,由于英国渔民胆敢逼近他们的渔场,竟溺毙了这些渔民一百人——而现在伊丽莎白却这样对待他们。汉撒商人这时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