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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季皋于当年11月上奏朝廷，直接道出了海防对于西征协饷的影响：“甘饷日形支细，出关各军待用孔殷”，而“自福建筹办台防，沿海各省均以洋防为急，纷议停缓协饷”。翌年3月6日左季皋又致信总理衙门：“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甘肃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左季皋进一步指出，如果沙俄不能逞志西北，那么其他各国就不至于构衅东南，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应当并重，而收复新疆则有燃眉之急。
左季皋的论点显然更迎合当时朝廷的期望，但国库空虚的财政状况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同时打两场战争，塞防、海防之争的背后是大乾帝国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优先分配给朝中哪一方政治势力的问题。西征军人数2万余，万里行军，费用浩大，西征军饷由西征粮台统筹外，还有伊犁军饷、塔里巴哈台军饷、乌鲁木齐军饷。张曜的嵩武军14营，每月应支净粮料43。695万斤，正杂饷银3。728万余两；宋庆的毅军马步队及长夫共9136余名，月需净粮料49。31万余斤，正杂饷银4。1万至4。2万余两；金顺一军马步20营，人数达1万以上，月饷、粮料又不知凡几。随着西征战事的展开，兵员不断增加。粮料的运输更是一笔极大的开支，每百斤自肃州至安西的运价高达11。7两，此外还有大量军衣、军械的添置以及欠饷的补发等等。另外，内战刚刚平息后的险象环生的内地局势，也是朝廷上下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大量遣撤部队、失败的起义士兵的安置难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内地异常窘困的形式下保证西征大军前线粮饷极为艰难。财政上能否保证就成为全盘关键。
左季皋充满煽动性的政治观点能否兑现更需要现实可行性的支持，他显然必须自筹到相当大一部分西征军费。彤郅十四年5月，左季皋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已经反映出这场论争中朝廷的倾向。
第二百五十五章被人当枪翁侍郎
尽管这场左、李之争的表面始终没有浮现出胡雨霖的身影，但左季皋之所以敢于如此打保票，因为他在十余年的交往里对胡雨霖的能力已经深信不疑，他把筹钱之事信任地交给了胡雨霖。
甘肃新疆协饷历来是大乾朝财政支出的一个大头，在韶光年间，甘新协饷每年达404万或415万两，几乎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除留抵外，每年实拨银300多万两。而镇压长毛教匪和赔款耗费了政府大量库银，左季皋西征前，协饷制度几乎名存实亡了。到显凤年间，甘新协饷屡次裁减核扣，大幅度下降，减至302万两。彤郅初年，每年实拨到新疆的经费仅44万两，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应拨甘新协饷中，两江60万两，浙江144万两，广东84万两，由于年年拖欠，成了一大笔空有其名的财源。光旭元年年底，各省关积欠协饷已达2740万两，相当于3年的应协款额。
左季皋在胡雨霖的提醒下，弄出的办法是举借外债，这当中的灰色地带是巨大的，谁也无法知道胡雨霖在外国银行和政府间来回操办此事的具体细节，即便他严格秉公办事，作为胡雨霖政治投资的回报，左季皋也会主动在每笔业务里留出相应的好处给他的这位盟友。
在胡雨霖的多方活动下，光旭元年到三年，借款340万两，四年至六年406万两，七年至八年100万两，总计达846万两。在左季皋西征所借的全部债务里，外债占18。38％，内债占14。85％，内外债共占左季皋所掌管的西征军费收入32。85％。
即便如此，左季皋所倾情出演的这幕“西征新疆，恢复故土”的大戏，因为“饷绌”的关系，还是有唱不动的危险。
想到左季皋竟然把筹饷的主意打到了对手林义哲的头上，曾伯恒可以说既惊且佩。
这样的事，也只有他左季皋想得出来，干得出来！
曾伯恒至此方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在林义哲去世后，左季皋竟然还千里迢迢的送来了一副情真意切的哀悼挽联，对林义哲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
原来是因为这钱的关系！
在左季皋看来，现在接手船政的丁雨生，很可能也接手了林义哲留下的同海外殷商及欧洲钱商的关系，因此在户部积欠船款多年的情况下，丁雨生还有银子造舰！
丁雨生不肯将船政的余银助协西征军饷，明显是要接着和林义哲一样，不卖他左季皋的帐，左季皋怎能忍受呢？
“老亮稍安勿躁。”曾伯恒想了想，说道，“你要是上折子参劾丁雨生，便是明说是你老亮在背后向船政要银子了，恐怕不妥。”
“那元符你说怎么办？”左季皋愣了愣，立刻问道。
“这事儿，只怕还要着落在户部身上……”曾伯恒上前凑到左季皋耳边，轻声的说了几句。
“元符所言极是，户部去和海署交涉，要比我这里上折子好得多！”左季皋连连点头，和曾伯恒相视一笑。
京城，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翁叔平一大早便乘了轿，急急忙忙的来到了海军衙门。
那天在收到了船政大臣丁雨生的复电之后，翁叔平一连数日气恨难消，正没奈何处，却接到了陕甘总督左季皋发来的电报。
左季皋这一次的电报里破天荒的没有谈“西征饷事”，只是在汇报了各地缴款情况之后，加了一句“西征事急，船政当缓，如何撙节，可商之海署”的话。
这句话虽然不长，但翁叔平一下子便看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他明白，这是左季皋在点醒自己。
想到自从海军衙门成立以来，大量的款项进出都不经过户部，翁叔平禁不住心中怒气暗生。
“早知如此，便不该让这个事儿成了！”想到当初成立海军衙门时清流言官们一片弹劾之声，而自己因为怕触怒太后而没有极力反对，翁叔平后悔不已。
但他也知道，自己那时就是拼了老命反对，只怕也无法阻止海军衙门的成立。
一想到林义哲把“园工”和“海军”、“洋务”捆绑在一起，每每使清流言官投鼠忌器，翁叔平便痛恨已极。
光旭元年3月10日，受日本入侵苔湾的刺激，仁曦皇太后发布懿旨：“海防海军事宜关系重大，著派纯亲王宜瑄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大学士文博川、宝钧、直隶总督李绍泉、两江总督沈佑郸、筹办海军事务大臣林义哲会同办理。船政大臣丁雨生、福州将军文玉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绍泉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根据这道任命，纯亲王宜瑄等一改以往推诿、观望之态，仅用6天即筹划就绪，奏请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同日懿旨允准。其速度之快，实属罕见。从此，大乾帝国近代化的海防力量由中央政府直接运筹。
海军衙门的设立是大乾帝国统治集团日益感受到列强来自海上的威胁，抵御外侮、加强海防的重大举措。尽管大乾朝廷从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海军建设，但与乾国漫长的海岸线和面临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相比，大乾朝廷对海军的重视显然不够，所以海军发展很不理想，新式海军的发展极其缓慢。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原本就很难协同作战，而各省督抚更将水师看作是自己的私产，不但难以调遣，更是不愿改变。象长江属南洋管辖，南洋大臣名义上有对长江水师的节制权，但当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佑郸奏请将南洋各水师统一整编，去除旧式帆船，改换成蒸汽舰艇，对此，统管长江水师的长江巡阅使彭玉林竟然以种种理由推托。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号令都很难在自己所辖的长江水师中贯彻，全国海军的整体状况便可想而知。
简而言之，大乾朝廷仍是用管理传统水师方法管理近代海军，根本未意识到近代海军装备技术相当复杂，必须统一，系统管理高度远非旧式水师可比。但更为要命的是，朝野上下竟然有许多人都认为建立海军衙门这样一个中土王朝传统“六部”所没有、只有“夷狄”才有的新机构，是意味着“以夷变夏”！
第二百五十六章“第二户部”
但这些反对声音终于不敌炮声，彤郅十三年6月的乾日琅峤海战，是乾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对外第一仗，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暴露出了乾国海军力量的单薄，使大乾朝廷开始重视海军建设，在光旭元年2月，大乾朝廷发布上谕，承认虽然也曾建立造船厂、建有海军，但“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是导致日本胆敢悍然入侵的主要原因。表示“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而海军衙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海军衙门的设立可以说适应了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当时乾国已初步具备建立海军的条件。大乾王朝自“英法联军”之役后，广泛设厂制械、造枪造炮、制造船舰，逐步改变着乾国军队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这不仅使陆军由千年一贯的大刀长矛向近代先进的新式枪炮迅速转化，创建海军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海军衙门成立前，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乾国企业自制的大小船舰已达20余艘，均配备新式枪炮、分拨南北洋，为使旧式水师向新式海军转化创造了条件。同时，民用工业的迅速发展，如煤、铁资源的发掘，交通运输、电报通讯的相继创办，也无一不适应着这种转化。为加速海军成军，乾国政府开始筹措巨款向外国定造船舰，并积极谋求和外国合作，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自制军舰。当时许多西方报刊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动向，预言：“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乾国陆路之兵，将舍弧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蓬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
尽管背景颇为复杂，海军衙门的设立仍是乾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