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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首都，长安是国际贸易的大市场。在此，帝国政府设有市局和市准局，负责工商管理和标准计量，也负责平抑物价。薄利多销的政策刺激了消费，稳定低廉的物价更让远道而来的胡商有利可图。于是，以粟特、波斯和阿拉伯人为主的外来资本集团，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胡人的商团非常专业，甚至操纵和垄断着部分行当。有一次，某寺在做完道场后得到一件施主奉献的宝物，长约数寸形如朽钉。寺僧不识货，拿到西市请胡商鉴定。胡商只看了一眼，马上就说：哪里来的？开个价吧！
寺僧决定狮子大开口，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直到寺僧将价码加到五十万，胡商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告诉你吧，这个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寺僧才知道，那是佛骨。＇36＇
此事的真伪不得而知，胡商的长袖善舞则毋庸置疑。在他们眼里，对外开放的大唐简直就是天堂。没错，长安是聚宝盆，扬州是销金窟，他们当然乐不思蜀。
但，这样看问题，也就是商人而已。
更多人看重的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安史之乱前，作为世界帝国，大唐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混血王朝，他们又不分种族地对所有人才都敞开大门。于是大臣有天竺人迦叶济，名将有高句丽人高仙芝，外交官有波斯人李密翳，堪称各色人等济济一堂。
隋唐创立的制度也是一块磁石，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于是，这些制度被移植到了日本。就连长安城的模样，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唐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诗意，并崇尚知识、智慧和才情。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诗人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在酒楼小饮，邂逅皇家乐团的几位歌女。当时正值寒冬，天上微微飘着雪花。三位诗人回避到外间拥炉听歌，同时约定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来认定自己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不是王昌龄的，便是高适的。王之涣开始沉不住气了。他指着歌女中最出色的一位说：回头她如果不唱我的诗，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也终于发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曲，直唱得回肠荡气响遏行云，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就此相识，愉快地度过了一天。＇37＇
此事的真伪同样无从稽考，体现出的氛围却很可靠。事实上，由于皇家酷爱此道，科举推波助澜，诗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种潮流和时尚，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如鱼得水了。要知道，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阿倍仲麻吕，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每次遣唐使来华，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带回日本，吟诗作赋也成为日本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与唐宪宗和唐穆宗同时的平安朝嵯峨天皇，甚至写出了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38＇
何况还有雕塑、绘画、书法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历数的领域，或许只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是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书法在日本和新罗也十分热门。日本的嵯峨天皇、空海法师和新罗的崔致远，都有名作传世。第二是流传到日本和天竺的唐代乐舞，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西域乐舞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柘读如这）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西域乐舞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受益也是双向的。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内心丰富，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从这里起飞，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南亚、西欧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
命运与选择
似乎从一开始，大唐就面向了世界。
看看他们的都护府就知道——贞观十四年（640）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总章元年（668）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次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今越南河内）。东西南北，都有都护府。
辖境则早已超出了中国版图。南边到了越南，东边到了朝鲜和韩国，北边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西边更是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这些今天属于他国领土的地方，当时都被大唐不由分说地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疆域。
这，难道还不是世界性大帝国？
然而所有这些动作，都在武后称帝之前完成。从建立安西都护府到设置安南都护府，则只用了三十九年。这就充分说明，对外扩张是太宗到武后三代执政者的共同国策。一个农业民族的王朝，竟会有如此膨胀的野心，又能如此迅速地予以实现，恐怕非比寻常。其间奥秘，究竟何在？
简单地说，有三个原因。
首先，隋唐虽然是农业帝国，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农业民族建立的。建立新王朝的是混血民族。杨隋和李唐的皇族和重臣身上，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鲜血。他们从祖上开始，就没有安于本分的习惯，攻击、侵略、开拓、进取反倒是他们的天性，只不过这一次的“草原”更加辽阔而已。
其次，农业帝国也未必就不扩张，亚述和两汉便极具扩张性。两汉的区别仅在于西汉主要向北，东汉主要向南。实际上，农业民族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需要定居，所以建立国家；由于需要兴修水利、对付天灾和抵抗外敌，又必须由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帝国建立以后，疆域就成了问题。人口增加以后，土地又成了问题。无论保家卫国还是发展生产，都必定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导致战争。因此，农业帝国又必然会发展为农业军事帝国，开疆辟土则成为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
扩张势在必行。
这一点，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并无两样。不同的是，游牧民族的战争诉求是财富，农业民族的则是土地。一个要动产，一个要不动产，道不同，术也相异。所以，游牧军事帝国只占领不治理，只屯兵不垦荒，往往是打下一片又丢掉另一片。是啊！天底下只有吃草的，哪有种草的呢？
农业军事帝国的政策却是屯垦戍边。前面的军队打到了哪里，后面的农民就会跟到哪里。在他们看来，扩张就像开荒，也应视为开荒，没有农业跟进的开荒是没有意义的。也因此，如果前方不宜人居，战车就会停下来。
所以，农业帝国的扩张是理性的和有度的，他们的边界就在安全线内，视土地需求的饱和而止。游牧帝国的扩张则是非理性和无限度的，他们的边界是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总要打到打不动为止。也因此，他们的历史就像旋风或台风，迅速兴起，迅速消亡，只留下一片狼藉。
这样看，大唐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并不奇怪，没有这个野心反倒不太正常。别忘了，就连小小的高句丽，也知道把自己变成军事王国，趁中原内乱之机南下扩张，何况统一强大如汉、唐？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云云，是借口也是实情。只不过，汉和唐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而且能说到做到，高句丽就不行，这又是为什么呢？＇39＇
文化的优劣。
请问，文化有优劣吗？
一般地说，就性质和品质而言，文化无优劣。文化就是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也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我们不能说某种文化是优质的，另一种或另一些是劣质的。
但，品质无优劣，形势却有，态势也有。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优质文化或劣质文化，却有优势文化，也有劣势文化。优势肯定优质，也肯定强势。劣势虽未必劣质，却肯定弱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成为世界性文明的是隋唐而非其他，根本原因就在这里。＇40＇
不过，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问题在于优势不是永远的，具有优越性也不等于一定具有世界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文化怎样才能长期保持优势，处于弱势的其他文化又将何以自处？
东亚各国各民族，都面临选择。
突厥、回纥和吐蕃选择了坚守。他们虽然也懂汉语，识汉字，使用的公共语言却独立自主。尽管突厥文源自粟特，回纥文源自突厥，吐蕃文则以印度文字为母体，但是总归是他们自己的。同样重要的是佛教和道教始终未能进入突厥社会，回纥干脆选择了摩尼教，吐蕃则在同时引进印度和汉传佛教后创立了自己的宗教系统，并延续至今。
这不难理解。
的确，面对大唐的强势，缺乏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