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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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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24'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25'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26'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27'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28'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29'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30'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31'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32'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那个昏夜
  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33'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34'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35'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36'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
  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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