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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
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京，成本数倍于粮食本身，而这些耗损都必须由税户自己承担。因此，官方允许把田税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价成银两或其他实物的方式缴纳
以云南为例，用贝壳或水银缴纳都是允许的，考虑到白米和小麦的市价不同，各地运费也有差别：一石的折价最少0。27两，最多1。8－1。9两。田税除部分交到国库太仓府外，相当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财政使用，在会计帐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结算。除了田税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税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缴纳各种农业税。而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则是盐税，盐税源于官方的食盐专卖，结税单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为估计人口的依据之一。通常盐税收入相当于明朝田税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还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径获得几乎与盐税相当的收入。这不仅包括对手工业者的税收，还包括买卖官位等等。在西元1570－1580年间，明财政收入如下：
田税及其他农业税：折银2500万两
盐税：200万两
其他收入：3xx万两
…………………………………………
合计：30xx万两
相比之下，到清康熙治下的最后十年（西元1712－1722年），清财政收入也接近3000万两。同一时代，大陆彼端的英国，1714年财政收入为1000万英镑。以当时币值，一镑价值4盎司白银，约合中国旧制3两，因此恰好也是3000万两。一般认为，明万历初年，财政收入为320－330万两，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大概是因为明代税收使用钱粮双制，而结算单位也不相同，考据者只考虑了帐簿上现金收入的缘故。实际上，万历年间，太仓府每年现金收支都在银800万两以上，太师张居正死后，北京粮仓中存粮可支用十载，太仓府与内库存银1000万两。这笔财政赢余成为了“万历三大征”的有力保障，也绝非3xx万岁入可以实现的。明朝末年，由于征收“辽饷”和“剿饷”，岁入一度达到2100万两（同样是现金收入）。然而由于明代最后70年（万历－崇祯）中，有多达1亿两白银通过贸易流入中国，使物价上涨了40％（实际上是白银贬值）。考虑到这个因素，以及明末人口应该达到1。5亿左右（盐税增加），两项征税大体在700－900万两左右，平均每人每年不到50文钱（铜并没有贬值），这明显不是所谓的饮鸠止渴。最后，补充一些数字：
明代
1尺＝0。342米
1两＝1。3盎司＝36。85克
中日朝七年战争相对平缓时，一名驻扎在辽东的普通士兵每月需要消耗军费白银2两
俞大遒戚继光造火器战车，造价白银30两，每车需配属士兵41人
第一百二十四章：登陆铁山
第一百二十四章：登陆铁山
（PS：小菜知道蒙古人是不砍车轮以下的小孩，不过主角和蒙古人不同，他并不需要接收那些满清小孩，让他们从小受奴役太过残忍，干脆给个痛快，至于那些高过车轮的，拉去开矿、修路）
赵岩的奏章不出数日，便到了京师。山东的驿站已经开始在各地铺设，山东一省境内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驿站系统。
赵岩让人开设的驿站叫‘济民客栈’，虽然是叫客栈，不过和驿站没什么区别。
这些驿站不仅负责传递情报，还给旅客提供住宿，旅客还能乘坐驿站的马车出行，更能在驿站中聘请雇佣营的士兵保护出行。
除了山东，山东往京畿、河南、两淮、江南等重要的商路上，都有赵岩开设的驿站，这些驿站因为都是开设在人流来往繁多的商路上，所以不仅无需贴钱，每年还能向山东输出几万两银子。
至于朝廷的驿站之所以每年要贴钱，首先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再则也因为铺设得很广，所以才造成那样的现象。
但实际上，驿站是有利润可以赚取的，只是经营方式要改变一些罢了。
赵岩的奏章送到京师，崇祯夜间在乾清宫挑灯反复阅读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内容，赵岩在奏章中所言：治国要策在于理财，并列举了王安石、张居正两人变法的许多成效，对崇祯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这封奏章，给了崇祯很大的启示，连夜让人将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内容整理出来，认真阅读。
他是一个勤奋的皇帝，但他生不逢时，同时也没有受过正确的教育。
满朝大臣皆在愚皇，崇祯从小接触到的思想就是变法不可为，变法损国本毒天下，大臣们也未给看过变法的内容。
在这个信息很塞闭的年代，一个对很多事物没有正确认识的皇帝，自然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治理方法。
“节用爱民朕做到了，开源节流，不错，就是开源节流。”崇祯看完张居正的变法内容后十分惊喜，仿佛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一般。
崇祯直接看到了三更天才睡了下去，第二天天还没亮又爬起床跑去上朝，简直勤奋得让人瞪目结舌。
当天早朝过后，崇祯又把杨嗣昌叫了过去。
“这个赵岩，他竟不交出琉璃镜秘方和纺织器械，杨爱卿以为如何是好？”崇祯对杨嗣昌问道。
杨嗣昌看着赵岩的奏章，赵岩在奏章里赤luo裸的拒绝了崇祯对玻璃镜的要求，还问崇祯：若玻璃镜与之，陛下可能与臣年三百万两军饷？
这一句昨天把崇祯气得大怒，后面那‘与民争利’的大帽子更是被赵岩撇了个干净。
“陛下，起码赵岩同意出工匠和兵员，有了他的火器与训练之法，我们不出数年，定然也能练出一支强军。”杨嗣昌说道：“至于琉璃镜与纺织器械，按他的意思，必须陛下进行商税改革方能交出，陛下……”
杨嗣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摸不清楚崇祯对这商税的态度。
“朕有意加征之，以让大明达两宋之繁荣。”崇祯掷地有声的说道，态度十分坚决。
杨嗣昌说道：“陛下，商税兹事体大，非容轻议”
“为何？”崇祯不悦的问道，此时他正想如何开源节流呢
“今天下之人皆以无商税为常，而朝中大臣，就如赵岩奏章中所言，多出于工商之家，陛下若要增商税，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杨嗣昌说道。
“他们反对朕就不能征了吗？”崇祯皱眉道。
“陛下自然可以征，只是若陛下必先找出一个合适推行改革之人选，放能成改革之事，若陛下所托非人，则乱从四起，反而给了那些反对之人以籍口。”杨嗣昌说话间，表明自己支持征收商税，并且与满朝文武撇清关系。崇祯面色一下缓和了许多，只见他思虑着点头道：“却是如此。”
“朝堂之上尽是些贪鄙之臣，朕又能托付与谁？”崇祯很恨道，再次暴露了他对那些文臣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的确是很正确的，二百多年的大明朝，官僚们已经**到了极点，如何能让崇祯信任。
“赵岩此子若不弃笔从戎，能考中个进士就好了，定是治世之能臣，可惜啊可惜。”深感无人可用的崇祯突然感慨道。提出改革的赵岩，弃笔从戎之后成了他的最大威胁，怎能让崇祯不扼腕叹息。
“陛下，臣有一个人选，应当能当此重任。”杨嗣昌突然说道。
“谁？”崇祯惊喜问。
“登州知府陈钟盛。”杨嗣昌说道。
“陈钟盛，此人与赵岩走得较近……”崇祯迟疑道。
“此人虽与赵岩关系甚密，然陛下托于改革重任并无不可。”杨嗣昌解释道，“再则赵岩与圣上相比，他会知道如何抉择。”
“那琉璃镜与纺织器械之事如何办？”崇祯问道。
“陛下即以决定改革商税，纺织器械自可得之，琉璃镜之事，陛下可不必着急，待山东兵员与工匠到达，练出了精锐兵马，便可以武力迫其交出琉璃镜。”杨嗣昌建议道，“此时若将他逼得紧了，容易出乱子。”
“那便如此吧”
……
海天之间，和煦的旭日从海平面升起，皮岛码头上，一支庞大的船队已经正将风帆拉起，将近八十艘大帆船，缓缓的驶出码头，向东行驶而去。
辽东军步兵第一营、第二营，骑兵第一营，以及山东军骑兵第二营的士兵已经全副武装，准备登陆铁山。
此时的朝鲜，已经被黄台吉弄得天翻地覆，朝鲜王李宗被抓，日日被黄台吉严刑拷打，尝尽了苦头。
朝鲜民众也在黄台吉的强征之下，为黄台吉强渡鸭绿江做着准备，同时黄台吉也做了第二手准备，那便是长期盘踞朝鲜。
黄台吉已经将镶黄旗派了出去，分成若干个小股，进驻朝鲜各个城镇。不过黄台吉这一决定并不是一帆风顺，朝鲜虽然屈服，但那是在黄台吉能撤走的情况下，但现在黄台吉却撤走，反而‘赖在’朝鲜不走，还把李宗抓了起来，这激起了朝鲜官员的反抗。
那些小股清军在朝鲜各城镇的反抗之下，一时竟有许多败退了回来，黄台吉勃然大怒，正想回师征伐时，仅有几艘战船幸存的清军水师来报，皮岛的明军水师正朝铁山南部的半岛驶来。
皮岛离铁山非常近，只有二十多公里，不过皮岛离海岸线只有五六公里，只是没有合适登陆的港口，只有铁山港有足够的深度让帆船靠岸。
船队靠近铁山的港口时，黄台吉已经带着正黄旗、镶红旗，以及孔有德统领的两万汉兵等候在港口，准备予以登陆明军惨重的教训。
上午十点左右，运载着士兵和物资的船队到达铁山的港口外侧，将近四万多清军的注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