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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练的新军，在当时是享有盛名的。
在他后来任军机大臣的时候，张之洞是和他一起同在军机上的。张之洞也是一个热心编练新军的人。有一次在闲谈中，张和我父亲问起练兵的秘决。我父亲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有人说，他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利用金钱和地位进行收买，所以当时的官兵们都对他有这样的看法：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他笼络人心的方法，还有另外的一套。上面所谈到的阮忠枢，那时候正在他那里当文案。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他对阮是另眼相看的。有一天，阮忠枢向我父亲说，他在天津某妓院里认识了一个叫做小玉的妓女，他们两人感情很好，想纳小玉为妾。我父亲当即说，这是有碍军誉的事情，严正地当面驳斥了。阮忠枢觉得，这既是关系军誉的大事，长官不准，也就只好作罢。过了不久，我父亲说是到天津有公事，邀阮忠枢一同前往。下车后，天色已晚，我父亲便邀他先去看一个朋友。他们走进一个院门，看到屋子里铺设得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烧，并且还摆着一桌很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头一面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从屋里搀扶出一个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忠枢当时不明所以，真个是如入五里雾中，及至细细一看，才知道便是自己所要娶的那个小玉。原来，我父亲在阮忠枢和他商议之后，就秘密地派人给小玉赎身。等到把事情办理妥帖了，他才引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更加忠实地给我父亲效劳，一直到洪宪帝制时期，还是始终如一的。
后来，在戊戌维新的第二年，我父亲升任山东巡抚。据他以后说起，他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除此之外，他为了了解山东全省各府、州县官民的情况，时常派人出去分头密查。他在派员密查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还是到同一个地点查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还另有一个人在做着工作。如果这两个人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就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分头去查，然后再把这次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互相对照。对查报实在的给以奖励，对那谎报不实的给予处罚。以后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也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后来常对我们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他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要举出上面的那个方法为例。看起来，他对于那样的做法，是感到得意。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李鸿章病死了。我父亲奉命继李鸿章之后，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现在只准备谈一谈他在这个时期的两件事。一件是，清廷认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我父亲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共保东南疆土，勋劳卓著，同晋太子少保衔。太子少保本来是一个空衔，但在封建王朝得到这个头衔，是很荣耀的。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头衔。他最喜欢人们称呼他为“袁宫保”。所以我们家的佣人们，在他没有做总统以前，是一直称呼他“宫保”的。另一件，是大哥袁克定告诉我们的。当西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以后，由于宫内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亲“陛见”的时候，要他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当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济急。他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臬、司、道等官前来商议。他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我父亲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接着，他便不动声色地派一个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8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一面仍然同票号里的人继续磋磨。票号里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官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存款数字，一共约有100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我父亲。过了一两天，我父亲又把上面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诫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我父亲自从投奔吴长庆，得到他的提携以后一直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他在清朝最后的一个官阶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西太后和光绪帝相继死去，皇位由醇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载沣监国摄政。有一天，庆王奕匡力向我父亲透露说，载沣将要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最好赶快躲避一下。这时候，杨士聪他是当时直隶总督杨士骧和后来我父亲倚如左右手的杨士琦两个人的八弟。正做着京津铁路督办，便在夜间护送我父亲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利顺德饭店。我父亲原想由天津逃往日本。可是，我父亲的门生杨士骧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儿子两次到顺德饭店说明利害，劝我父亲回京，他自己却避嫌没有出面。我父亲接受了杨士骧的建议，这才又回到了北京。
彰德“隐居”
我父亲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就接到了让他“回籍养疴”的命令。这时，他内心的恐惧，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当时彰德的住宅正由我大哥袁克定监工修缮改建，尚未完工。我父亲便带了第五、第七两个姨太太由北京先到河南辉县暂住。我们家里的人原来也是非常恐慌的，除了北京锡拉胡同的住宅里留有一些人看家以外，大部分人都逃到了天津，借住在梁宝生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家里。我父亲到了辉县，最初真是“闭门思过”，后来才渐渐活动起来。直到1909年5月间，彰德北关外洹上村的住宅大致修好，我父亲才让人把所有家眷接来一同搬入新居，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我父亲的隐居生活，是有着他的长期打算的。我父亲在洹上村的住宅，原是天津某人修造的别墅，洹水流过它的前面。这所别墅原有的房子并不很多，大哥所监工修建的，只是我们家里人所必需居住的一部分房屋，还有很多工程都是在我父亲搬进去以后才陆继完成的。首先在住宅外面修了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还修筑了几个炮楼。当时的地方当局，还派两营马队叫做马一营、马二营。驻在那里护卫着，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寨子似的。在这个“寨子”里，修建了一些“群房”，部分男佣人的家眷就住在里面。此外，还开辟了菜园、瓜园、果木园、桑园等各种园子，也饲养了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以备全家上下日常食用。我们的住宅有很多的四合院，它们另有一道墙围绕着。他整修了一座花园，取名“养寿园”。他雇人在养寿园里叠石为山，栽种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枣等果木树；还把洹水引进园里，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池里种植了一些荷、菱之类，养殖了很多活鱼。我父亲喜欢吃的熏鱼，是二姨太太的拿手菜，她就常常养蟹，每个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自己所有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自己捕来自己吃。池内还修有一座水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我父亲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他有的时候独自和我的生母三姨太太荡舟赏月。我母亲会弹七弦琴。这个时候，他对着皎洁的月光，听着悠扬的琴音，是十分高兴的。有的时候他俩一边下围棋，偶然一语不合，也会闹起气来。有一次我母亲竟气得把棋盘、棋子都扔到水里了。
我家当时上下人口是很多的。为了筹措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我父亲早就在彰德置买了不少田地，因此粮食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园里又饲养了家畜、家禽、活鱼，因此副食也就供应无缺。园子里产的瓜果等，还可以卖到市上换回钱来。他甚至在南方请来了一些蚕娘和纺纱娘这些人也都住在宅子外面的“群房”里。，让她们养蚕和缫丝。缫出来的丝，就送到他在彰德所办的纺纱厂里织成绸缎出售。他时常带着家里人去看她们喂蚕、缫丝。同时，也让各房自己喂蚕，自己缫丝，所得的丝价就归各房自己支配。家里还用了一个姓葛的采买，每天总要进城采办一次，每隔两、三个月，还要专程到天津、上海购买那些彰德买不到的吃、穿、用的东西。葛在去天津、上海之前，总是逐一向各房问明需要买些什么。这时，各房就开列清单，交他办理。所有需用的款项，都是由账房支付的。
这里要着重谈谈我父亲的所谓“隐居”生活。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我三伯世廉当时因病由徐州道解职后前来彰德，住在宅子里的西院，后来病重身死，我五叔又搬来同住。下棋谈心。有时他就独自到花园内钓鱼。他曾照有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渔舟上静坐垂钓的相片，以表示他超然世外。遇到亲戚来看望他的时候，也时常和他们下棋来消磨时光。他有时还把河南坠子和“柳子戏”的艺人叫来演唱。在过年的时候，总有他的一些“北洋”老部下来给他拜年；同时，住在项城老家里的我六叔等人，也来洹上和他共度佳节。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