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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展现了关东大地震后，人的精神的颓废与荒芜。作品中章与章之间场景各异，情节互不连贯，意识跳跃，色彩斑澜，集中体现了“新感觉派”文风。
这一时期，川端康成除创作 “浅草物语”外，还写了《尸体介绍人》（1929）、《水晶幻想）（1932）、《抒情歌》（1932）、《禽兽》（1933）等作品。
其中《禽兽》比较引人注目。作品用“化景物为情思”的手法，表现了主人公的孤独与痛苦。主人公长年与禽兽为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着迷似地逗弄知更鸟，小心翼翼地为菊戴鸟治病，急切地为丧偶的小鸟寻伴……但这仍慰藉不了主人公孤寂的心灵。
六十年代，川端康成参加“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活动，就各种时事发表意见。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睡美人》（1960）、《古都》（1962）、《一只胳膊》（1963）等。
《睡美人》是川端康成晚年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主人公江口老态龙钟，失去性机能。东京附近有个秘密旅馆，专事“睡美人”营生，即用药物使年轻姑娘失去意识后，供江口那样的老人观赏。江口在那旅店里过了六夜。他眼望着裸体美女的睡姿，回想起自己坎坷的一生。《睡美人》体现了川端康成一贯的美学思想，即寻求“美”，“歌颂东方古典的虚幻”，可是“美”却无法接近。
江口对女子肌肤的陶醉，表明他对美的执着的追求。姑娘横躺在江口面前，却无法尽情享受，说明美可望而不可及。当一个“睡美人”突然去世时，江口老人觉得“美”已逝去，自己的死期即将来临。
在《招魂节一景》（1921）中，川端淋漓尽致地披露了三代马戏杂技女演员在被欺辱中求生存的辛酸境遇；在《渡泉旅馆》（1927）中，作家真切细腻地反映了底层妇女惨遭践踏，甚至客死他乡的苦难命运。哀怜之情凝于笔端，写得悲怆凄婉，催人泪下。这些作品反映中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
在这些作品中，川端康成塑造了具有真、善、美品格的诸多少女形象。
阿光、阿樱认真地表演马术，在可能的条件下，竭力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 （《招魂节一景》）。
阿雪、阿清沦落风尘，却仍然怀着“紧紧抱住自己的贞操与道德”的幻想 （《温泉旅馆》）。
《花的圆舞曲》（1933）中热爱舞蹈事业、满腔热忱的星枝，身患重病，仍然奋斗在舞台上的南条。
《舞姬》（1950—51）中因战争失去了艺术青春，却把自己“未完的梦”寄托在女儿和学生身上的芭蕾舞教练波子。
《名人》中身处逆境却勇于拼搏，顽强追求围棋艺术的秀哉名人。
这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使川端康成的小说愈加显得丰富多彩。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类作品打破了川端“只求云游于虚幻的梦境”，超乎现实之外的写作戒律，程度不同地透露出一些时代的气息。它们揭示了社会下层的某些角落，表现了那里的人们的疾苦、愿望，从而暴露了社会的冷酷与不平。
如果说《招魂节一景》等作品，从妇女生活无着，以致被凌辱，被损害的这一侧面，隐约显现了日本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那么，《岁墓》（1940），《重逢》（1946）、《舞姬》、《竹叶舟》、《五角银币》等小说，则通过战争给人们生活造成了悲剧，反映了战争的苦难，曲折地流露出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中不满和抵触的一面。
其它一些作品，如《十六岁的日记》（1926）真实地记录了作家童年、少年时代走过的道路，展示了世态炎凉的人情冷暖，《禽兽》描写了一个终日与小动物为伴的四十多岁的独身汉对人世的冷漠、厌倦，鲜明地显示出不合理的现实对人类正常感情的压抑，扭曲、人与人关系呈现出严重畸形的状况。这类内容上较为健康、严肃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大多显得较为充实、丰满。
永恒的主题：生命·爱·美
——主题与源流
川端康成幼失情恃，亲人离去，导致他永久的哀伤和孤独感。川端康成特别憧憬《竹取物语》中“崇拜圣洁处女，赞永恒女性”的境界。他认为“在所有艺术中，少女都是被讴歌的，不言而喻，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中，少女和年轻女郎无止境地被赞美之。” （《纯粹的声音》）他的作品一直贯串着女性崇拜，特别是处女崇拜。在川端看来，“能够真心爱一个人只有女人才能做到。”这是因为“女性比男性美，是永恒的基本主题。”
他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如阿光、阿樱（《招魂节一景》），阿薰（《伊豆的舞女》），伏子、龙子（《浅草的少男少女》）、星枝（《花的圆舞曲》），驹子、叶子 （《雪国》），文子《千鹤》），波子、品子（《舞姬》）等，都是个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川端文学典型”。
使评论家感到棘手的是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性爱描写。川端自己也说过：“我的风格，表现上看不明显，实际上颇有点背德的意味。”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道德观念的否定，相反，《伊豆的舞女》中淡淡的恋情，《篝火》中纯洁的情思，是符合人们习惯上的道德规范的，只不过在作家看来，道德和美发生矛盾时，道德就得让位于美。
《千鹤》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冒犯性的禁忌的故事，父子同淫一女，母女同事一男。但就在这乱伦关系中，作者赋予作品以审美和道德的双重意识，太田夫人及女儿一直置身于情欲和道德冲突之中，作者把丑恶的情欲升华为一种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美本身就是道德的。
长期以来，对《雪国》）的看法一直很难统一，有人认为是一部“精纯的珠玉之作”，是“日本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精髓”，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丑中之美，死中之生，不伦中的清洁，罪恶中的纯粹……诸如此类内部转换和象征升华，都是川端文学重要特征。”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雪国》表现的是一种非道德的“颓废之美”，是“颓废、死亡之文学。”
可以说，作者肯定驹子对真正爱情的正当追求，认为那是一种美，是符合道德规范的，特别是她那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师博儿子行男治病，卖身当艺妓，赚钱来帮助师傅，她“给人的印象是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起她的肢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作者置驹子那种放荡、失检、官能的享受于不顾，一味美化她，是有失偏颇的。
东山魁夷说得很好；“谈论川端先生之人，都必然不能不涉及美的问题。”“我受过西方现代文学的洗礼，也曾试图加以模仿；但我在根底上是东方人，从十五年前起就不曾迷失过自己的方向。” （《文学自传》）川端康成在创作上走的是一条东西结合的道路，也就是将日本的古典文学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方法结合起来的道路；二者比较而言，他更重视前者。
日本古典文学和《源氏物语》对川端康成美学观的影响既广且深。川端康成对于日本平安时代（784—1164）的文学，特别是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从小熟读《源氏物语》等作品，并且深受其影响。如他自己所说：“这种少年时代的音调至今仍在我的心头萦绕，我所写的作品不能违背这种音调”。
日本古典文学和《源氏物语》注重描绘四季时令变化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色调的美，花鸟风月经常成为描写的素材，极力追求自然与人情的合一；川端康成深解其中情趣，因而也重视写自然，崇尚自然美。
日本文学历来善于表现哀伤、悲愁等情绪，《源氏物语》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哀愁”；川端深得其中三味，因而也擅长表现悲哀的感情，崇尚悲哀美。
日本有些古典文学作品具有一定颓废色彩，《源氏物语》里也包含不少色情的、妖艳的描写和消沉的、厌世的观念，带有某种颓废情调，川端康成深受其中影响，因而也染上颓废色调，崇尚颓废美。“先生是美的不断追求者，美的猎人，这已成为定说……先生不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看美，而且热爱美，可以认为，美是先生的休息、喜悦、康复，美是先生生命的反映。”批评家如是说。
川端康成作品中所蕴含着的美、爱，以及美与善、爱与恶的冲突，都是值得后人永远品味、思索、批判和争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