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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他发表了《关于新进作家的新倾向》一文，表明“新感觉派”的创作主张：“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的感觉，则没有新的表现。”
同时，川端康成开始对心灵学发生了较浓厚的兴趣。其作品也带有某些神秘的意味。此后的两年多里，他长期逗留于伊豆的汤岛，在宜人的温泉边寻觅自己青春的足迹。“既是风，也是水”
在川端康成的一生中，二十岁成为一个值得牢记的一年。这年四月，他与横光利一组织了新感觉派电影联盟。川端康成的脚本《疯狂的一页》搬上了银幕，并被推选为当年的优秀影片之一。因放映效果不佳，联盟解散。稍后，一直关注川端康成的文学发展的金星堂出版社，将他超短篇小说辑录成书，出版了他的处女集——《感情的装饰》。
正是这个时候，川端康成结识了温柔贤慧的秀子姑娘。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决定结束自己的感情流浪，于是便与秀子开始了共同生活。
这段时期，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兴起，纯文学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而川端康成本人并没有很深地卷入笔战，主要是因为横光利一、今东光等挚友开始“左倾”，有意无意地保护了川端康成。而且川端康成本人也无意与无产阶级文学作斗争。但川端康成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不符合坚忍、平和的日本文化精神。
不久，川端康成又加入到《近代生活》刊物中去，并且由大森举家迁居至上野，那一段时期，他常去浅草公园附近体验生活，为小说创作汲取素材。
迁至上野后，川端很快又与掘辰雄、横光利一、永井龙男、犬养健等人加入《文学》。
对于自己“漫不经心地参加了一些同人杂志的文学团体”，川端康成作了解释：“这是没有节操吗？是处世圆滑吗？是投机取巧吗？我自己向来没有这种打算。或许我更多的是天生的傻瓜。只是，我能自我辩护的，是我随波逐流，随风来顺水去。而我自己既是风也是水。毋宁说我总想失去自己，有时却失去不了。”他还说，“我主动参加的，只有《文艺时代》。”
这时， 《文艺时代》开辟了“谈谈我的丈夫”的栏目，为众多的作家夫人提供了一个表现才华，比赛“相夫”能力的绝妙机会。川端秀子夫人当然亦在被邀之列。她为自己的丈夫写下了《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情深意浓，笔法纤柔，俨然大家风范，博得一致好评。
这一年，艺术派作家与无产阶级派作家间，就形式主义文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川端康成虽未直接介入，但在《文艺杂谈》中，提出“文学上左倾”并不等于“政治上左倾”，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应坚持革新的主张，招来对方的颇多非议。
1930年，他的文学恩师菊池宽任日本文化院文学院院长。川端康成被聘为讲师，每周到那里授课一次。
在这期间，川端康成加入了中村武罗夫等人组织的“十三人俱乐部”，与新兴艺术派作家们交往密切。这一时期，日本文坛上盛行新心理主义文学。与“新感觉派”重在外部描写，表现刹那感觉，瞬间印象不同；新心理主义文学以内心独立，意识流手法，刻画入物深层心理。在此影响下，川端康成创作中虚无倾向愈见加重。为排解矛盾心理，他更经常地去浅草公园，并开始饲鸟养狗，而且，他尝试用意识流手法写出了新心理主义作品《水晶幻想》。
那个曾拒绝川端康成爱情而离去的女子千代，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突然不期而至，前来拜访文名日盛的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心潮起伏，但还是竭力保持了平静，并单独与她会了面。
夫人秀子对川端早年的这一段情事知之颇详，生怕他又旧情复萌。她一边啜泣，一边怒冲冲：“亏你还高高兴兴地会见她，未免太窝囊了。”遭到妻子的埋怨，川端康成自我解嘲地说：“这倒也是啊。也仅此而已。这位妇人已是身心衰败，毫无当年那种自信的风采，她向我诉说了她如今的遭遇，我听了以后，仿佛觉得自己被这位女子看成是个成功者，这才体会到自己这个作家的体面不过是虚饰罢了。”
由于《伊豆的舞女》的影响，许多作家纷纷去伊豆的温泉，出现了“伊豆热”。而川端康成此时已深深爱上了浅草的繁华。“每天风雨无阻地去参拜浅草”，深入观察世态人情，写下了《浅草的九宫鸟》、《浅草的姐妹》、《浅草祭》等一系列“浅草物语”，又引起犹如流行病猖獗一时的“浅草热”。
1933年，由五所平之助执导，田中绢代主演的《伊豆的舞女》上映，大获成功，令川端十分欣慰。但仅隔几天，著名无产阶级作家领袖小林喜多二被捕，受酷刑拷打致死，同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破坏。这深深震动了川端康成。
之后，他开始构思《雪国》的一些内容。《雪国》的最初两个片断《晚景的镜面》和《雪中晨镜》发表于1935年，最后一个片断《续雪国》1947年才问世。川端历十二年之久，呕心沥血写成这一世界名著。1937年，川端康成因为《雪国》的前两个片段而获得了本年度的日本“文学恳话会奖”。他用奖金在轻井泽买了一幢别墅。
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全日本卷入了战争游涡。川端康成为表示自己对战争的厌恶，保持一颗宁静、平和、清寂的日本心，他躲进了自己的别墅“幸福之谷”里，过着置身时局之外的生活：与友人吟诗作画，在灯火管制的晚上悠闲地读《源氏物语》，去信州尽情游玩，在东京开出租书籍的店铺……他用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来对时势“聊以表示反抗和讽刺”。
1941年，应《满州日日新闻》邀请，川端康成与吴清源、村松梢风同来中国，在东北旅行了一个半月。关东军报道说部队军官劝川端康成停止文学创作，来“满州”从事“文化”工作。川端康成连连摇头，说“我还是喜欢干自己的老行当。”他认为“作家除创作与本人个性相一致的文字外，没有其他事可做。屈从时局的作品和人格是不足取的。”在哈尔滨滨与友人分手后，川端康成经承德进入北京，考察日军在中国的情况。
同年八月，应日本关东军邀请，川端康成同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评论家大宅壮一、作家火野苇平再次到中国东北。参观访问了黑河、哈尔滨后，他又独自在沈阳、北京分别逗留月余。川端康成于是在12月份由大连乘船回国。他前脚刚迈进家门，太平洋战争就全面爆发了。日本举国上下一片疯狂，陷入战争的泥潭。
1945年，美军占领了冲绳岛，日本濒临战败绝境，组成了“少年特工队”、“敢死队”、“报国团”等军事亡命组织，决心孤注一掷。在历史转折时期，川端康成不断思索着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的未来走向。他要以“临终的眼”去看一看无辜就死的“少年特工队”员。受军部强行组织的“文学报国会”的派遣，川端康成访问了鹿儿岛。前沿阵地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死的恐惧紧紧攫取了作家的心。他怀着沉痛悲凉的心情返回家中，写下了《生命的树》等文章，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
日本终于失败。美军如潮般占领了战败后的日本。天皇拜访了麦克阿瑟司令，向美国表示恭顺。日本国民因痛恨战争，把“民主主义”当作理想，转而开始称颂美国。
川端康成却以十分冷静的态度，批判了国民这种媚外和弃祖心理，觉得日本象“败犬”一样可怜。“败战以后，我只能回到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中去。我对战后的世态、风俗，一概不信，对现实也不相信。”他只爱日本传统的文学，深信日本民族会重新站立起来。
因此，这一时期，“川端的文学作品具有一种悲剧的特点，即从战后混乱的现实中，寻求古代日本的美。”他先后发表的《山之音》（1949）和《千鹤》，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他战后创作上的两座高峰。他想把因为战争而被湮灭的日本传统文学，唤回到现代社会中来，让它重新绽放鲜艳的花朵。
1948年11月12日，川端康成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旁听了国际法庭在东京进行的对第一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他执笔写下了《生死之间的老人们——战犯判决旁听论》。
从1949年开始，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进入多产期，各杂志同时连载他所写的以丽质少女为题材的小说。
五十年代前期，川端康成的好友片冈铁兵、堀辰雄、横光利一继菊池宽之后，先后辞世。这又引发了川端的孤凉之感，写下了不少悼亡之作。
从1955年起，随着美国学者塞登斯蒂克翻译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小说，川端康成的作品开始走向世界。
1957年，第二十九届国际笔会在东京召开。筹备期间，川端康成四处奔走，邀请各国著名的作家，在他的努力下，与会者由原定的一百人猛增至一百七十一人。世界一流作家云集东京，会议获得巨大成功。会后，各国对日本的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强。日本的优秀文学作品陆续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川端康成本人也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为日本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为了表彰川端为举办国际笔会东京大会所作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功，日本文学振兴会授予他菊池宽奖。
川端康成认为，他在国际笔会上，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许多世界著名作家。1957年访欧时，他曾会见法国著名作家莫里亚克、英国一代诗坛巨匠艾略特。
随后，川端康成出席了法兰克福第三十届国际笔会。此时， 《雪国》、《千鹤》的英译本已获得世界性的广泛好评。再加上上届东京大会取得的成功，本届大会授予他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