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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真可谓祸不单行：电台也进了水。报务员为了与莫斯科沟通联系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没有见过比这在敌后森林中的重逢更亲切更令人欢欣的了。在这儿我们不知
为何都异常深切地感觉到，我们为坚实的纽带牢牢联系在一起，是那样的亲密无间，
那样的相亲相爱。人们争先述说着各种见闻，宛若隔世重逢。最令人欣慰的就是斯
捷霍夫和他的伙伴也在科切特科夫的营地里。在这儿的还有采萨尔斯基大夫。按最
初所定汁划，他应和我一起出发，但由于科切特科夫小队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计划改变了。这就是卡拉什尼科夫——一个上了年纪、身高体胖的游击队员——在
着陆时连人带伞给挂在了离地面六米多高的树上。卡拉什尼科夫不等人们来援助，
就用芬兰刀割断了伞绳扑通一声栽到了地上。然而他却站不起来了：双腿骨折。
当时，在接到科切特科夫就所发生事件拍来的电报后，我把它递给了采萨尔斯
基：“今天您能起飞吗？”
“随时都可以，”采萨尔斯基回答道。
“那么两小时后吧。”
阿尔贝特·韦尼阿米诺维奇·采萨尔斯基刚结婚不久，急忙跑去向妻子辞行，
不巧她不在家。他没来得及向妻子道别就飞走了。
卡拉什尼科夫此时不在营地。他躺在距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半公里处的一间巡道
工的小房里，是科切特科夫把他安置到那儿的。大夫和游击队员每天去那里看望他。
关于萨沙·特沃罗戈夫和帕顺依然象先前一样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
两天后，我们又接应了一小队伞兵。
开始时，飞机从我们点燃的篝火上空高高地一飞而过。
我们的篝火烧得十分旺，连飞过的飞机和天上的乌云都照得一清二楚。
飞机飞到一边去了。等它拐过弯重新出现时，高度只有三百公尺了。接着一个
个降落伞的圆顶离开了飞机。风把降落伞吹得歪到了一边。
突然在大约八十米的高度，接连张开了两顶降落伞。第一个跳伞者跌落在篝火
旁，另一个在稍远处着陆。
显然，我们的跳伞着陆场不合适。它离火车站太近。附近既有铁路和圆石马路，
又有木材场。在这样的场地上着陆，弄不好就会摔成残废。于是我们不得不给莫斯
科发报，请求暂停空投人员。
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我们离开了这块营地，仅仅留下了由五名战士组成的“了
望站”。他们肩负着监视车站的任务。采萨尔斯基也留在了“了望站”里。他得去
给依然住在巡道工家的卡拉什尼科夫治伤。我们无法带着卡拉什尼科夫行动——他
的腿已打上了石膏。
……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淹没在密林深处的圆木小房。我们派出了三
名便衣侦察员。
“要点吃的，尽可能了解一下敌情，”卢金向他们做了布置。
听见敲门声，走出一个身板结实、有些驼背、长着浓密的白眉毛的老头。
“什么事？”
“老大爷，能找到点吃的吗？”
老头拿出了十来个生土豆。
“老大爷，你知道德国人在什么方向吗？”
“这我可没注意，”老头说着，随手紧紧关上了门。
还没等我们走出一公里，我们这支队伍的后卫队就报告说，扣留了一个可疑的
人。他骑马疾驰而来，看见担任警戒的战士就拍马上前问道：“哪里可以见到警察局长？”
“你找他干吗？”游击队员问。
“刚刚有三个小伙子路过，打听德国人的情况。看来是—游击队，朝那边走了！”
我们的人认出了那个被扣留的人就是刚刚给我们土豆的护林员。
受审时他供认，他是要到区中心哈布诺耶去向讨伐队报告林中出现游击队的，
想以此背叛行径得到奖赏。老头说他自己过去曾因触犯刑法受到过苏维埃法院的审判。
“枪毙他！”这是全队的共同愿望。于是满足了大家的愿望结果了他。
这件事使我们警觉起来。尽管已经很累了，但我们决定不休息。下午三点来钟
每人分了一块熟肉，边吃边走。面包没有了。
六月二十五日早晨，担任营地警戒的战土又带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在离
我营地不远的地方观察地形。他对扣留他的战士说，他是当地的居民。然而在搜查
他的时候，却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说明他在警察局供职的证件。很明显，敌人在寻
找我们，而且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当天很晚的时候，突然我们设在托尔斯特列斯车站的了望站的全体人员都赶了
回来，其中包括采萨尔斯基。
“出了什么事？”
“讨伐队，”大夫简短地回答说，“在搜山。”
“卡拉什尼科夫在哪？”
“他和巡道工一起被抓走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要是我在车站
附近多滞留一段时间，就可能已全队复没了。
那天夜里我们挑选出一小队侦察员，由托利亚·卡普钦斯基率领，其任务是潜
回车站附近，监视希特勒匪徒的动向。
如果敌人正在对我们进行跟踪追击，就立即派回通信员，同‘对袭击讨伐队，
用自己的战斗把敌人引开，以保护支队。
托利亚·卡普钦斯基一接到任务，平日的那种无忧无虑、无所事事的劲头儿顷
刻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首次接受战斗任务，使他既激动又兴奋。接受任务时，
他对每句话都郑重地答之以“是”。随后他集合起侦察员，对他们讲了很长时间的
话。拂晓时分，侦察小队离开了营地。
然而侦察员们没走多远，就在距营地半公里处的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敌人，
并抢先开了火。
仅仅过了两分钟，全营地的人都起来了，和我住在一个帐蓬里的是谢尔盖·特
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他抢在我之前跑出了帐蓬，率领值班排向枪响的方向奔去。
这样我只好留在营地，因为绝不能丢开电台和司令部的文件不管。
枪声越来越密。小河旁展开了一场真正的交战。
这时营地的另一侧也响起了枪声。而且子弹直接向营地打来。我立即派科切特
科夫率一小队战士赶往那里，并布置了由其余游击队员编成的加强岗哨，以防敌人迂回包抄。
战斗的喧嚣和每一声枪响都在林中引起了巨大的回声。
德国鬼子的嚎叫和游击队员呼喊的“乌拉”声清晰可闻。那“乌拉”声起初并
不整齐，但渐渐地变得越来越谐调，越来越雄壮，完全淹没了法西斯匪徒的嚎叫，
仿佛法西斯匪徒全被游击队员压在了身下。看来战斗进行得还顺利。然而毫无疑问，
战斗中我们一定也会有人受伤。必须把采萨尔斯基找来！
“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大夫，”派出寻找他的人报告，“听说，他是第一个朝发
生战斗的方向跑去的。”
斯捷霍夫派来的通信员带来消息说，法西斯匪徒企图偷偷接近营地，不巧碰上
了我们的侦察兵。斯捷霍夫告之，首批进犯之敌已被打散，眼下不需要增援。
“采萨尔斯基也在那儿。请转告他，我命令他即刻返回营地。”我对通信员说。
“奉您的命令，采萨尔斯基赶到。”十分钟后采萨尔斯基向我报告。
“谁允许您到战斗地点去的？”
“我想，我的位置应该在那儿。”
他肩上挂着毛瑟枪，看来，全部子弹都打光了。
“您是医生，您有自己的职责。伤员很快就会运到这儿。您把帐蓬和器械准备
好。今后您要永远记住，没有我的命令您无权离开营地。”
“是！”
枪声和人的呼喊声时起时伏，并渐渐远去。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正在击溃敌人。
战斗已经持续了两小时。我们的人追击溃逃的讨伐队，已追出了很远。于是我
不得不派出通信员，命令游击队员返回营地。
这次战斗，对于支队来说，是一次战火的洗礼。二十五个游击队员直接参加战
斗，击溃了一百六十名敌人。击毙四十多名敌讨伐队员，其中包括七名军官，缴获
了一批重要的战利品——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和手枪。
当然在战斗中我支队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托利亚·卡普钦斯基牺牲了。
应该刻不容缓离开此地。讨伐队招来援兵随时都可能出现，那时我们的处境就
会十分困难了。
和“大地”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因为这种联系决定着整个支队的命运．因此
我们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着报务员和无线电台。
转移时。我们给每个报务员配备了两名自动枪手作专门韵警卫。当然他们还得
帮助报务员背器材。报务员的器材虽说是便携式的，其实重量并不轻。它整整装了
一个箱子里面有收发报机、电键和“能源”——干电池。此外还带上一些备用电池
和用过的电池——用于收听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在向穆霍耶德村进发。如果萨沙·特沃罗戈夫和帕顺还活着，他们会在那
找到我们的。
在靠近穆霍耶德的一个庄子里，居民告诉我们的侦察员说，曾经有几个身穿联
合服、头戴船形帽的人到过他们那儿，买过一些土豆、牛奶和面包，临走时这几个
人说过他们还要来的。
我们决定设下埋伏。我派瓦利亚·谢苗诺夫带了一个由几人组成的小组进庄，
嘱咐他们隐蔽在靠庄边的农舍附近。
他们在那里一连等了六个来小时，终于路上出现了三个人影。侦察员们立即做
好了射击准备，然而当这三个人走近时，谢苗诺夫却忘乎所以地大声喊了起来：
“伙伴们，这可是我们自己人——舍夫丘克、达尔别—克、阿布德赖莫夫……”
侦察员们纷纷从设伏地一跃而起，奔上前去拥抱自己的同志。
几小时后，我们与帕顺和他的人会合了。
不久我们也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