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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请他们帮忙吧，我把地址给你……”我的天哪，只要知道他们还活着就好了……
你看呢，红军能很快来这儿吗？……”她自言自语地回答道：“现在倒真的是快了……”
一月十日傍晚，我们支队到达罗夫诺——卢茨克铁路。
我们同样碰到克鲁季科夫小队曾经碰到过的难题——过铁路。但和他当时的情
况又有所不同：他的小队只有21人，而我们却有一千四百人左右。问题还不仅于此，
因为我们的马车只能从铁路道口过，而不能从排水沟和铁轨上过，何况铁路线上还
有敌人的装甲列车来回不停地巡逻。
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道口。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道口被人用石头、木头、泥土
堵了起来，这是宪兵队搞的。我们继续寻找，情况相同，另一个道口也被堵塞起来，
敌人还在道口两侧的路上埋下了地雷。后来侦察兵终于报告：发现一个未堵塞的道
口，但要穿过铁路还是相当困难。
“怎么回事？”
“支队长同志，问题在于道口守备森严。”我决定和侦察员们一起去看看敌守备情况。
橇车似乎故意跟人捣乱，黑暗中老是撞上土墩、木桩之类的东西，走得很慢。
“就这里，支队长同志。”
橇车停了下来，我们向前走了一段。
“这儿是堆放杂物的仓库，里面住了许多希特勒匪徒。”
两个侦察员悄悄摸到铁路旁边，然后很快回来报告说：“这些法西斯分子有平
射炮、机关枪，我们看见射击孔里露出了枪口和炮口。”
当我们返回支队时，支队驻地已经燃起了篝火。
“早晨作决定总比晚间高明些，”斯捷霍夫说，似乎意思是；现在我们什么也
别去考虑，“等到早晨再说吧。”
又一个早晨到来了。随着曙光升起，东方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就这样早晨一
晚上，晚上一早晨，周而复始，一天一天过去，情况依然如故。我们整个支队沿着
铁路线徘徊了好几个昼夜。侦察员多次企图潜到住着法西斯匪徒的仓库去，用手榴
弹干掉他们，可每次都遭到法西斯匪徒机枪火力的猛烈射击 陷入自己人“包围圈”的危险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我们。
斯捷霍夫、卢金和我坐在一堆篝火旁边分析形势。
突然从黑暗中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支队长同志！请允许我带一个小队化装成
德国人，大摇大摆去道口，消灭那里的守备队。”
我回头一看，只见眼前正立正站着一个高个子“德国人”，头戴一顶钢盔，半
边脸被钢盔遮住，身着一件很合身的、佩戴德军中尉肩章的德国军大衣，脚穿一双
漂亮的一点折皱也投有的军官高筒皮靴，左腰挎一把皮套套着的手枪。虽然说话人
的声音我很熟悉，因为太突然，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口袋掏手枪。采萨尔斯基！
正是他，他继续说：“德军军服我们有的是，愿干的人也很多，不防让我们去冒险
试一试，何况我的德语也讲得不错……”
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但我没同意。
“我们还要做一些尝试，如果实在闯不过去，那时我们再去冒这个险。”
库兹涅佐夫也提出，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尽管离开支队他也会感到很难过，但
他还是希望去做一做冒险尝试。
我知道，库兹涅佐夫十分珍惜每一天时间，因此我也就没反对。他那辆灰色
“奥培尔”汽车早就漆成了黑色，两个前灯也换了，并补办了新的车辆登记证。这
样一来，就连过去的车主人——卢茨克市行政长官也未必能认出自己的车来。
司机别洛夫穿上了德国士兵服，库兹涅佐夫还是穿上过去老穿的那件配戴有德
军中尉军衔的军大衣。跟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杨·卡明斯基，他装扮成一个从罗夫诺
布尔什维克手中仓惶逃跑出来的巨商。当然，这一切还需要有相应的证件作证明。
库兹涅佐夫得先去卢茨克，因为要到那儿去搞汽油，然后直接从那儿去利沃夫。
计划是；到了利沃夫，三个人先在卡明斯基的亲戚或熟人家里住下来。
“还有什么要交待吗？”库兹涅佐夫问我，“如果支队不能很快到达利沃夫，
我在那儿干什么？目前战争进展很快，不管是什么情报，假如不能马上送给你们，
只要超过二、三天，就将过时无用。我不愿拿生命去做那种无价值的冒险。在这种
情况下，请允许我去和那里的希特勒匪徒的头目进行周旋。”
我告诉了库兹涅佐夫两个法西斯头目的姓名，我认为这两个人是应该去打交道
的：一个是加里西亚省省长维希特博士，另一个是副省长鲍埃尔博士。
我们一方面为库兹涅佐夫打点行装，另一方面和他商定与支队接头的地点以及
假如我们给他派去他不认识的人的接头暗号。
“要尽量经常向我们报告你们的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卢金提醒说，
“完成任务要报告，没完成任务也要报告。这是克鲁季科夫的坐标位置，给你们。
这是利沃夫的两个地址，你们可以把需要报告的东西送到这里。”
我们商定好了；假如库兹涅佐夫、卡明斯基、别洛夫无法和支队接头，他们就
应去找克鲁季科夫小队，并留在那里；假如这一着不成，那就自己越过敌人防线去
解放区；假如越过防线失败，那就立即转入地下，等待红军到来。
卢金和往常一样，希望尽可能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制定出应变措施。
但他明白，可能发生的情况不可能完全预料到，这就象下棋一样，只能想出前二、
三步，往后的走法就要看竞赛者的天才了。他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当时他对
每一步的走法都极力做到高度精确的计算，甚至不允许有任何败北的想法存在。
据侦察员报告，在一个道口发现德军队伍向西开去。库兹涅佐夫决定和敌人一道“撤退”。
“再见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他说。
我们互相拥抱，并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三次热烈接吻。
当库兹涅佐夫和卢金、斯捷霍夫、斯特鲁京斯基及其他同志告别时，我注意观
察了他们分别时的情景，深深感到，库兹涅佐夫在支队里是多么受人爱戴啊！
“奥培尔”车起动上路了。
两小时后，护送库兹涅佐夫的侦察员报告，他们的汽车顺利“挤进”了德军队
伍，通过了道口，随着人流向西前进了。
三天后，我们想出了办法，整个支队顺利跨过了铁路，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六
瓦莉娅牢记库兹涅佐夫的嘱托，力图详细打听科赫的情况。但这个驻乌克兰的
帝国全权代表、东普鲁土的行政长官再也没回罗夫诺，连一点线索也没有。现在重
要的是要弄清楚：他是在克尼希斯贝格，还是在柏林。瓦莉娅在帝国专署认识了一
个少校，她从少校谨慎的言谈中推断，科赫在柏林。并传说他已失宠于元首，因为
元首对他仓促“撤退，，不满意。
科赫的一名部属瓦林中尉在回答有关这位行政长官的问题时说，一切无可奉告。
这位中尉身材矮小、瘦弱，但嗓门很大，绰号叫“排骨先生”，在某些方面他确实很象科赫。
那天，行政长官署撤退准备工作加快了。瓦莉娅在回家的路上异常兴奋，感到
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她简直不知是在走，还是在跑，似乎想以此法来让时间过得更
快些。就这二二天，她就要随德国人一道“撤退”到利沃夫去了，在那儿”””
晚上九点钟，有人敲她的门。她听出来了是莱奥·梅特科的声音。就这个梅特
科，是瓦莉娅在罗夫诺认识得最早的“熟人”之一，他曾帮瓦莉娅办过公民证。今
天他有什么事要找瓦莉娅呢？
跟梅特科一起走进房间的还有四个法西斯军人和两个便衣，这两个便衣很快就到厨房去了。
“我能为你们效什么劳吗？”瓦莉娅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操着德语问。
那个年岁大一些的领头中尉走到瓦莉娅跟前，掏出手枪，操俄语问道；“保利在哪儿？”
“不明白你说的是谁，”中尉的枪口顶着她，她退了一步答道。中尉的枪口仍然顶着她。
“到底在哪儿？”中尉又气急败坏地重复了一遍。
“哪个保利？”瓦莉娅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似的问道，“我有好几个熟人都叫保利。”
搜查开始了。
“穿上外衣！”领头的中尉命令道。
这个盖世太保分子一直讲俄语。看来，他是想以此来显示他已了解瓦莉娅的来
历，并诱使瓦莉娅冷不防也讲起俄语来。但瓦莉娅一直讲德语，未露出丝毫破绽。
“我要和帝国专署一起撤退，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
瓦莉娅继续用德语说道。
“你放心！”领头中尉改用德语说道，“我们正要把您送到您该去的地方。”
“但我更想去我熟悉的……”结果瓦莉娅只讲了半句，没有把话讲完。
“全抓住了，这是最后一个，”瓦莉娅听见厨房里那帮人在说。他们把厨房翻
了个底朝天，只听见一会儿什么东西打碎了，一会儿什么东西又“咕咚”一声摔在
地上。
盖世太保分子的盘问是徒劳的，他们需要知道库兹涅佐夫在哪儿，而瓦莉娅是
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把瓦莉娅带出了住所，住所外面每个窗户旁都站着冲锋枪手。当她走到住
所的拐角处，看见三辆小汽车，他们把她推进了其中一辆。她从汽车经过的街道判
断出他们要把她带到盖世太保。她什么也没想，只是注视着汽车向哪里拐。街上一
个行人也没有，因为晚八点钟以后街上即禁止通行。在一个十字路口这几辆汽车被
巡逻队叫住了。瓦莉娅想起来了，城市已宣布戒严。虽然这对于她来说已不是什么
新闻，但她心理却有说不出的高兴，由此她敏锐地感觉到，红军肯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