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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重要性。拉鲁什提出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改组金融体系。很简单，象对破产公司一样处理金融体系。有关机构必须置于严格的政府监管之下。当体系改组时，上万亿美元的还不起的债务和废弃无用的虚拟资产必须根据严格准则冲销。同时，必须偿还的则继续下去，以维持主要的生产、贸易和其他必要的活动。现在的美国联邦储备的典型的中央银行体系，必须代之以洲银行的合作制，按类似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建立的那些原则运作，发行大量新的通货。用长期的、低利的信用贷款，发展经济的生产基础，特别要强调基本的基础设施，大的合作项目如运输、水利、能源和交通通信有重要意义，如发展“欧亚大陆桥”（“新的丝绸之路”）。多数情况下，金融改组要结合货币改革。但是，重要的是在制订经济和金融政策时回到实物经济。在金融体系总崩溃后，也要应用基本原则。但是，在那个时候，麻烦和危险将更多更大。在某些方面，用类似罗斯福总统在“大恐慌”后恢复美国经济所采取的办法。这正是一个历史的参考。自然，最重要的是在各国科学工作者和负责官员中进行一系列的考察和对该问题的讨论，以求得到共识（至少在主要国家之间），达到共同行动的目的。
全球资本主义：变局的取向
在过去２０年中，“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上提供了取代现代化理论。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区别在于：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是现代化的核心论据，它力图把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建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世界体系”这一术语不是指整个世界，而是指那些或多或少在商品交换方面自给自足的空间领域，一位世界体系分析的倡导者最近指出：“世界体系论者不是把国家看作不证自明的分析单位，这些国家通过贸易、投资流动和劳工交换而发生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这些分析单位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和改变的”；世界体系分析将空间作为核心论据而引入发展分析，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时间上的关系（即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也是空间上的关系，而强调空间的结果之一就是所有社会都必定朝着眼下最发达的欧洲和北美这个唯一的方向前进；在分析空间关系时，世界体系分析把“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关系，“核心”是指以经济和社会复杂性为表征的资本集中地区，这些核心地区在经济结构上相对自主。“外围”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依附于“核心”的地区，还有一个术语叫“半外围”（Semi…periphery），它常用来指那些不明显属于上述两类地区的区域；这些理论前提意味着，世界体系分析主要关注的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而是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单位本身怎样被这些关系所决定。核心－－外围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而是其结果。按照这种对发展的分析，发达与不发达并不表明国家的相互独立，它们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果，按照某些抽象的标准，“不发达”社会未必是“不发达的”，但从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它们是“不发达”社会（在这里“不发达”显然与“外围”是同义语）。由此观之，就不存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所有社会都已是“现代”社会，区别仅在于其中某些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而另一些则属于其外围地区。因而不能认为，所有社会一旦挣脱过去便是进步的。外围地区的社会仅仅由于其外围地位而注定是不发达的。欧洲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的著作对沃勒斯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将世界体系分析运用于其三卷本《１５－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关于现代世界的论述。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在现代早期，存在着多个“世界体系”，欧洲仅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奥托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非王国和美洲的印第安帝国。现代世界史是一部将各个不同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体系并入一个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通过这个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便应运而生。
德国分析家弗罗布（F。 Frobel）和其他人提出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理念”来取代世界体系。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根本特征是：首先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换言之，生产的跨国化通过转包方式（subcontracting）使生产过程（甚至是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全球化了，“产品链”…全球化的生产过程成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其原先的生产的特征；新的技术在前所未有地提高生产速度的同时也扩展了生产的范围；这些技术也使资本主义和生产前所未有地流动不定，生产的场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资本对劳工寻求最大的利润，并且力图避免社会和政府对资本活动的干预；结果，分工通过转包方式使许多地方富裕起来，但是这不仅是对其他地方的剥夺，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因为由此获得的财富取决于全球性的利润动机，而极少顾及地方的福利。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无中心化”，换言之，指出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不止一个分析家发现，北欧正在出现的生产组织类似于现代早期的“汉撒联盟”（其中有一个学者把它称之为“高技术的汉撒联盟”），这就是说，显然没有固定中心的都市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它们与国内边远地区的联系还要密切，用世界体系分析的术语来讲，全球性的“高技术的汉撒联盟”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而国内的边远地区则反而成了“外围地带”。第三个特征是，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从转移资本、商品和生产的角度看，跨国公司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工具，它决定着这种转移的性质和方向；虽然与“汉撒联盟”的相似和表面的生产现象表明了非中心化，但在这种表象背后，生产权仍高度集中在公司；一位这种新经济秩序的代言人指出，公司与市场对生产决策权的分享比例大体为７０％对３０％。由于权力集中于那些在组织方面和效忠方面超越国家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调节国内经济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从全球角度来调节（和保护）经济秩序则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一点不仅表现于多种多样的全球组织中，而且也体现在建立跨国家的区域组织从而统一经济职能的活动中。第四，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过程。从全球看，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心，从地方看，生产过程的分散化进入到国内的地方区域；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太平洋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些超国家的区域组织表明了全球层面的分散化；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方为把自己纳入跨国资本的轨道而相互竞争则标志着地方层面的分散化；可以说，国家本身曾在历史上代表着限制分散化的努力，但在内外夹攻下，它现在也不知道怎样限制这种新的分散化。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五个结果或许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了其特定的欧美历史渊源；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故事不再是欧洲历史的故事，所以非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声称自己也拥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若给它一个积极的伪装，就是“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新的文化现状的最具戏剧性的例证或许是过去十年中有人努力将资本主义与东亚的所谓儒教价值结合起来，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了欧洲和亚洲长期流行的以下信仰：儒教是资本主义的障碍。空间上的分散化及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在时间上分散化，换言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意味着它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想自己的未来。最后，生产的跨国化也对早先的三个世界划分提出了挑战。第二世界即社会主义世界实际上已成为历史。新的全球格局对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划分也提出了怀疑。原先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今天已走上跨国资本的道路，属于民办经济中的“发达”地区。同样，原先第一世界的部分国家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变得无足轻重，从生活方式来看很难将其与第三世界区分开来。或许并不奇怪，自从７０年代后，南北区分已经逐渐取代了早先三个世界的区分。但我们要记住，南北不仅仅是地理的方位，而且是形象的比喻：北意味着跨国资本的道路，南则是世界的边缘部分，而不管其实际地理位置如何。
西方对抗非西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立论惊人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其中有关于东西方关系的一段著名论述，极具预见性：较诸其他文明，西方现正处于非常的权力高峰，它的超强对手已从地图上消失。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匪夷所思，其军事力量无可匹敌。除了日本，西方再没有经济对手。西方支配了国际政治组织和安全体系，并与日本共同支配着国际经济组织。由美国、英国与法国共同组成的理事会有效地为全球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定调，而美国、德国与日本组成的理事会则决定世界的经济问题，这些国家彼此维系着紧密的关系，而把非西方国家排除在外。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作的决定，实际上反映着西方的利益，但却假借代表世界整体愿望的面目出现。世界整体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