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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实力地位的提高和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的大银行逐渐垄断了资产统计的全球100家大银行排名前10位的几乎所有席位。在各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成交额与融资中，在国际银团的联合贷款中，在对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再安排中，在经合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中，在海湾战争及冷战后美国所急于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虽然确保了决策者的领导地位，然而日本则成为它们中数一数二的资本提供者。这一发展趋势，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与美国分享国际领导权的雄心与欲望与日俱增。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二次大战刚结束时，194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3。4％，并控制了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到了1994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进行的统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1％，它的出口额为世界出口额的13％。1994年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达1557亿美元，外债7500亿美元，联邦政府累积的债务总额高达46900多亿美元，占当年ＧＤＰ的69。6，外国拥有的美国资产总额已超过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4。5％。
外国政府或私人拥有的美国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是可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其中，外国拥有的国债券占美国国债总金额的20。4％（1992年数字），拥有美国公司债券的14％（1993年数字），股票的6％（1993年数字）。外国政府官方储备中的美元外汇大都用于购买保值率高的美国国债券，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这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外国政府以美国国债券保存的美元外汇储备，成了以自己国家的收入支撑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的实际承担者和担保人，另一方面，在风雨飘摇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旦外国政府出于本国经济的利益或紧急需要而大规模地抛售美国国债券，将给美国经济带来难以预料和控制的重大打击。更不用说在美元汇率的剧烈震荡下，那些拥有美国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外国私人投资者或投机者了。这是一个世界超级寄生大国走到今天，既无法豁免又始终对其生存与稳定构成威胁的重大隐患。
日本中央银行目前仍拥有近1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券，至少还有400多亿美元的国债券掌握在日本私人投资者手中。日本金融机构共拥有3500至4000亿美元的美国有价证券，即控制了美国外债总额的约一半以上。日本商业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还控制了660美元的资金，掌管着美国当地贷款总额的17％，及其银团联合贷款的20％。
日本金融界及其他社会人士多年来一直认为，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国内财政巨额赤字、国际领导能力显著衰落的大国，其通货已难再维持世界货币的地位了。大藏省的官员甚至一再公开呼吁，现在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尽快结束“山姆大叔打喷嚏，世界就感冒”时代的时候了。
美国和西欧则都认为，日本在国际经济中日益显赫的优势地位，在许多方面是与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国内市场的无形保护（即基于产业结构政策和“奖出限入”政策的行政性指导）以及日本金融系企业系列化集团内部的无形控制分不开的。它们都把自己说成是日本这种不合理的无形保护制度的受害者。开放日本国内市场，改革日本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成了美日之间连绵的贸易战和金融战的焦点。美国虽然打的是“公平自由竞争”的旗帜，其目的显然是要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西方经济衰退趋势的加强，迫使它们越来越把摆脱困境的出路，寄托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亚太地区，特别是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地区上。近年来世界银行秉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旨意，提出了在21世纪的亚太地区重组国际垂直分工的设想，将这一地区喻为“带动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亚地区多年来之所以能有较持续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在二战后整个冷战时期，地球上只有在这里真正打了两场以遏制中国革命的强大传播力为中心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其影响所及既广泛又深远，往往出乎美国的初始所料。例如，反封建土地改革波及的广泛程度：日、韩、台等的“免费搭车”（包括“热战”时期大批的军事物资、定单以及出口产品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长期动荡的局势一度阻遏了西方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像在拉美和非洲那样的长驱直入；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因此有了稍微宽裕的生长空间；在美日贸易战中，日本先后以“四小龙”与东盟为跳板，向美国市场曲线进攻和侵食；中国也依靠自己长期奋斗建立起来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较平等的分配制度、较普及的教育程度基础上，形成的今天这个令人垂涎三尺的巨大国内市场。
冷战后的美国在大东亚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不是摧毁这部正是奔驰的“21世纪火车头”，而是设法如何驾驭和控制它，充分利用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以便在最终牺牲这一地区民族经济利益和民族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牢固它的世界霸权地位。它当然要在这一区域做出重要的动作，特别是在它发现自己最终无法驾驭这部火车头的时候。
美国在国际经济中衰落的霸主地位，越来越直接依靠在多种货币浮动汇率体制下美元仍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来维持。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仍占60％，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和四分之三的商业银行贷款还是以美元结算的。这与九十年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际比重，与日本近十年来在国际经济中的迅速扩张以及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显然是不对称的。这种矛盾，过去已经导致了由布雷敦森林会议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崩溃，也是此后美元汇率经常剧烈波动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西方有意识利用这一矛盾挑起战端，展开变局的重要手段。
国际天秤的失衡
９０年代初期，由于全球性的低利率刺激了私人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这些资金流动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开始有结构力量引导发展中国家逐渐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实施重大经济改革和向全球竞争开放了自已的市场而为经济长期增长迈开了第一步。
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还指出，流到亚洲的外资去年从650亿美元增加到810亿美元，增幅达25％，相等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总数的三份之二。
《纽约时报》发表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言：过去25年来，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增长率多一倍。香港目前的人均收入，比法国、德国和英国都来得高。马来西亚和泰国实际上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其定义是人民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在印尼，贫穷率由1975年的64％下降到1995年的11％。这些成就是由健全的政府收支政策、低通货膨胀率、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和有效的体制所造成。到头来，经济成功协助使东亚成为世界上获得最多外来投资的地区。在90年代，东亚吸引到的投资占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总额四成以上，光是1996年就有1090亿美元。此外，东亚储蓄率高，占国内总产值三分一以上，等于外来投资六倍。这些储蓄使东亚国家的投资能保持高水平，其中多数是用在教育和培训等领域。
是全球化提供了变局的背景
资本市场全球化加速发展，并从另一方面加强了通过贸易实现的全球化；其次金融市场全球化这一进程目前正在引人注目地围绕着发展中国家进行，并且有望通过全球私人资本市场把占世界五分之四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进这一经济循环中。
曾在上届克林顿政府中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兹认为，在未来十年内，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趋势还会持续。这主要是由于下述原因：一是通讯技术上的进步、越来越低的运输成本和日益增长的生产全球化等结构上的变革，正在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加速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已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开放方面进行了基本的变革。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全球资本流动的现实，已开始在重建和改革管理体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已从政府部门转向私人企业。公共部门的借贷已占总私人资金流动的不到五分之一，多数资金则通过市场渠道流入发展中国家。此外，虽然１９９４年美国提高了利率，１９９５年又发生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但过去三年来，私人资本流动继续增加了５５％，可见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趋势回弹力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强劲。同时，由于过去市场较为封闭隔绝，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速度将更快一点。即使是那些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金融一体化也越来越不再是政府的选择，而是由市场自主地作出它们的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１９９６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创历史纪录的2440亿美元，比官方资金要高出四倍。但是资金流入不平衡，大批资金集中流入了世界２０多个国家，而这其中又以亚太地区国家为多数。在未来十年内，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将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一体化向更纵深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私人资本的总体流量将上升，资本流向不仅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工业国家的资金流动。不可否认交易商们日常进行的数额庞大的全球性外汇交易对有关各方是有利的，外汇交易作为投资的一种形式使资金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