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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统区方面，却没有抓住这有利时机，积极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生产。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农业生产逐年下滑，以至通货膨胀之势非但不能遏制，反而飞速扩张。
“有人认为，中国之对日抗战，所以能获得最后胜利。是拜美英等列强之＇赐＇，是＇西瓜往大的一边靠＇，而得到的结果。这话不仅不公平，而且对我国在孤军苦撑、血拼五年的岁月中，那些战死官兵的英灵与全国上下不屈不挠的意志，构成了莫大的诬蔑与不敬。试想，若不是我国坚决的抗战到底，在中国战场上，陷128万余日军于泥淖而无法抽身，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事的结果如何，就很难料想了。至少，他们将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笔帐，是不容一笔勾销的。”
在这里，将中国远征军的损失怪罪于史迪威是不公正的。遵史迪威之命入印的孙立人部损失轻微，而遵蒋先生之命的杜聿明部在野人山损失过半，也是史迪威的过错吗？
民国32年11月，常德战役。
日军：39师团，58师团，13师团，3师团，116师团，68师团，另4个支队加1个伪军师以及直属部队，共6万余人。这么多的番号加在一起，才6万余人。可见日军已经捉襟见肘了。
常德属6战区，国军有33集团军的59军、77军；29集团军的73军、44军；26集团军的32军、75军；10集团军的79军、66军；江防军的86军、30军、18军；战区直属部队74军、100军。（解说中说有14个军的兵力，可能有误）
好家伙，足有13个军，近40万人。日军竟敢用6万人攻击，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其中：王耀武的74军，施中诚的100军是赫赫有名的国军精锐，罗广文的18军、池峰城的30军也是战功赫赫的部队。
14日，日13师团突破10集团军、29集团军的防线，操73军、44军的背后，攻占桃源。日3师团攻击73军防线。日116师团、68师团穿越防线直扑常德。常德守军74军57师（精锐之师）以1万余人的兵力和两个师团的日军力拼苦斗，坚守血战11昼夜，全师官兵伤亡殆尽，突出重围时，只剩300余人。12月5日常德陷落。
此时，日军13师团踞桃源，日116师团、68师团踞常德。国军18军、79军、73军、74军、100军、来自9战区的10军、99军和来自江西的58军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方先觉的第10军一马当先咬住日军，日军补给被切断，终于13日撤离战场。
57师坚守11天，力战2个师团，造成对我方极为有利的战役事态。可叹国军8个军居然未能围歼日军之一部，战场内的国军反而没有来自9战区的第10军动作迅速。若说国军不能打，则显然不是事实，57师就是明证；若说能打，以8个军的兵力却不能围歼日军一部。真不知该说能打还是不能打。
第三十五集《惊天泣鬼保衡阳》
衡阳守军接收美军的火炮清单：
37战防炮 9门
75山炮 6门
迫击炮 26门
这几门炮可让鬼子吃到苦头了。死在这些炮口下的有：日第68师团的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参谋长原氏真三朗大佐、第57旅团旅团长志摩原吉。
“事实上，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时，即已呈现了至为严重的兵员缺额问题。加上精锐师南调支援滇缅战场，所以当时长沙守军的实力是难以与二、三次会战相比拟的。这至少是长沙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
兵员缺额问题实际上并非因兵员补充不及时，国府为了保证兵员已抓得鸡飞狗跳了。兵员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军官为了吃空饷，残酷地虐待士兵，以造成死亡或逃亡而致。
日军投入10个师团，地面兵力达36．2万余人。
中国军队用于参战的是第九战区的第30、第27、第1三个集团军，计10个军近30个师，加上1个工兵团、2个特务团、1个炮兵旅以及地方保安团等，共约40万人。
“因为在长沙一役中，我军被绝对优势的来犯之敌＇冲＇散了”
请注意：不是打散的，而是冲散的。冲散意味着战力并无大的损失，还可迅速复聚。若不能复聚，则表明军无斗志。
“在一片混乱中，重建指挥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指挥系统未受大的打击，各级主官损失不超过20％的情况下，各部的参谋军官可为补充，重建指挥系统应在十天半月内完成。若不能做到。。。。。。
“虽然王陵基和杨森的部队，在茶陵和醴陵这两条线上和敌人都有过激烈的战斗，但仍然挡不住日军锐利的攻势。衡阳终于被围了，国军这些部队从此便被隔绝于日军的包围圈之外，一直未能向守城部队伸出援手。而使衡阳形同一座孤城。”
为何不能如台儿庄那样反包围？或在外围机动出击，如断敌补给等，以减小衡阳守军的压力？
6月24日，第一次进攻，衡阳守军1万7千余人，日军68师团、116师团约3万多人。血战7天7夜，敌人尸横遍野。7月2日，日军后撤。7月11日，日军卷土重来。7月18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横山勇不得不增调3个师团，这样进攻的日军为68师团、116师团、58师团、13师团、40师团，近11万人。在中国战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的事。8月3日，日军齐聚，发起总攻。8月8日，衡阳保卫战结束。
是役，日军伤亡1万9千余人。衡阳被俘官兵仍有1万3千3百余人，阵亡4700余人。（这次赚了）
纵观在整个防御日军“一号作战”中，国军打的毫无章法。
1944年2月，国民政府统帅部召开了由第三、四、六、七、九等战区主要将领参加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首次提出了有关抗日战场战略反攻的初步构想，他说：“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他论述说：“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二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付敌人一个军”，在数量上我方占有绝对优势。从战场态势来看，“以现在敌军正面之广，空隙之大，兵力之弱与士气之衰落，我们真的要打它那一点，就可以打它那一点”。所以，“今后的战局，敌我的形势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在我们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处处要采取攻势，而敌寇则是处处受敌，被迫退守”。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蒋说：“在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各战区一定要实行反攻。”由于“可能遭遇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反攻作战“必须准备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准备抵挡日军可能发动的先行攻势，二是我方主动发起反攻。蒋介石提出，如果日军先发动攻击，则我军除以主力部队作正面抵抗外，每个战区都要抽调两个精锐的军按照预定目标，主动侧击敌后各大城市，作为战略反攻之先声，同时破坏敌人的攻势，使之首尾难顾。按照预定计划，第九战区将反攻武昌，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第五战区反攻汉口。如果“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之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
（文中所有引文，引自于《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蒋总统集），第14841485页。）
按照蒋先生的战略部署，5月27日，日军发动长衡战役之时，国军也基本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即使九战区的反攻被日军先手打破，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也应按计划施行。呈现的战局应该是日军首尾不能兼顾，如何能在衡阳打出47天的攻坚战？难道蒋先生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讲了一通鬼话？
再看长衡战役中，国军军事指挥的错误和无能，比比皆是。
1、增援衡阳，畏缩不前
当时集结在衡阳外围的国军共有8个军，总兵力10万以上，蒋介石虽严令其增援，副总参谋长白祟禧还曾亲赴桂林协调指挥，但各部仍畏缩不前。其中，只有六十二军战斗出色，打到衡阳南郊及西站，但在日军重兵攻击下，援军孤路作战，损失惨重，很快败归。
8月7日，日军突入城内，守军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电蒋表示“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蒋复电：“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并于当夜“三度向上帝祷告”。8日，衡阳终于失陷。若8日，国军在衡阳城外打响，使敌之一部处于前后夹击，守将方先觉当不至于率部向日军投降。
应该说，坚守47天，为国军力争到扭转初期失利的宝贵时间。若能利用日军与第10军打得筋疲力尽之机，集中精锐突击，虽不能歼敌一部，但也使日军锐气大挫，不致以后日军进桂林，夺柳州如无人之境。
2、战略战术错误
衡阳之战，日军虽欲速决，却两度因弹尽而停，可见补给困难。第10军在第一阵时也打到弹尽，7月11日，日军再次进攻时，又有充足的弹药防御，显见能得到有力的空投补给。
“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 P129
可见，日军的最大弱点就在补给困难。若在战略决策上攻击其弱点，应能有效的遏制其攻势。
如何攻击日军的补给线？
日军兵分三路，左翼第3、13师团自湖北祟阳南下，分为前后梯队沿幕阜山脉西側攻击；中路第60、116师团在湘北分6路强渡新墙河，右翼第40师团从华容、石首出动；穿越洞庭湖后登陆作战。显然，日军的补给线为粤汉铁路及相邻的公路。
这条补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