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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都喜欢我，对艾早却有一种本能的、小心翼翼的提防，仿佛一个人跨进雷区之前，身子会先感到发麻一样。这也正是李艳华选择了领养我而不是艾早的原因。即便艾早不是长女，她没有胡妈步步为营的护卫，李艳华还是会选择我，降服我，把我训练成她的小侍女，小跟班，小克格勃，或者是一块小甜饼，小饵食。
可是那一年我才五岁，快乐，单纯，娇憨，模仿着艾早的一言一行，开始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我完全不知道从一个家辗转到另外一个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改变。
一支小小的、引人注目的队伍在春日融融中往城中照相馆行进。
花蝴蝶一样的两个小女孩儿是我和艾早。
这也是整支队伍中最亮的风景。我们的小辫子梳得别出心裁，辫梢上扎着漂亮的玫瑰花结，我的是红色，艾早的是黄色。与之相配，我穿着一件红白交色的毛衣，艾早的毛衣浅绿中夹着鹅黄。毛衣的质量很差，几乎有一半都是纱线，其余也是旧毛线染色而成。那时候毛线是紧俏物品，要凭票购买，再说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也没有奢侈到可以有闲钱购买新毛线。但是，在很多时候，品位和情调不一定要靠铺张完成。
我妈妈抱着一周岁的艾好紧跟在我们身后。她高挑，严肃，嘴唇紧抿，目光中看不出是喜是忧。她穿着淡米色凡立丁裤子，裤边翻上去，熨得非常挺括。上身是一件灰蓝两色格子的两用衫，小方领，贴袋，衣扣有螺旋形的花纹。这两件衣服是她衣柜里最好的行头，逢到出门做客才会穿上。她手中的艾好穿着我们小时候穿旧了的花衣服，加上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软软地垂在额前的头发，看不出是个男孩儿。他对出门游玩很有兴趣，眼睛瞪得像一对铃铛，东张西望，看什么都觉得惊奇。他的嘴巴还傻乎乎地张着，口水不断地流下来，把我妈妈的肩头洇湿了一片。
排在第四位的是李艳华。她那天把蓬松的头发披散下来，垂在肩头，显得时髦而华丽。我觉得她那副模样不像护士，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她穿着一件非常柔软的开司米的毛衣，浅蓝色，织着镂空的花纹，胸前的纽扣也同样是蓝色，闪着贝母样的光泽。我曾经听她告诉妈妈说，这毛衣是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花了她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除了这件毛衣之外，她家里还有一些漂亮时髦的玩意儿：有一个带拉链的拎包，一个月亮形的发夹，甚至还有一对珍珠色耳环。但是耳环她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如果戴出去，就会被批评，还要写出书面检查，弄不好被扣工资，不合算。她不戴，但是不妨碍她经常拿出来，给我和艾早看看，摸一摸。她许诺说，我和艾早，谁先结婚，她就把耳环送给谁。
为了这副漂亮的耳环，我希望我比艾早先结婚。
最后一个人，队伍的尾巴．是胡妈。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为艾好准备的尿布。
本来是不需要她跟过来的，可是她担心我妈妈把艾早打扮得太漂亮了，一不留神被街上的“抹花儿”掳走。“抹花儿”就是专门拐骗小孩子的人。其实，有我妈妈和李艳华两个大人跟着，哪里有这么胆大包天的“抹花儿”呢？ 胡妈一路跟着，不过是为了欣赏艾早漂漂亮亮走在街上的样子罢了。我妈妈对胡妈的心思完全心知肚明，她尽量地满足胡妈，交给她保管两块尿布的任务，实际上也就是给她一个跟着出门的理由。
仲春四月，天已经有点热了。我们尽量地走在梧桐树荫里。半个月没有下雨，碎石子的路面干得发白，一脚踩下去，扬起低低的灰尘，黑布鞋面靠近鞋底的一圈变成了土黄色，像是鞋子外面又套了一层薄薄的鞋套一样。我和艾早一路跳跃着，专拣树叶投下来的阴影走，谁要是踩出影子就算是输。有时候树叶稀薄，影子突然断掉了，必须跨一大步才不至于出局。
还有的时候行道树突然缺了一棵，好几米宽的路面对天空亮出了肚皮，我们不可能伸直双臂优雅地飞过这段空当，只好踮了脚尖，麻雀一样地蹦过去。逢到这种情况，输赢就不计。
我们走过了一个果品食杂店，店堂的竹匾中堆了约摸十几个干巴巴的苹果，一捧长了虫子的红枣，还有一些看上去像泥巴捏出来的土黄色的核桃。一个裁缝店，店门口横着拉起一根绳子，挂着已经完工的长长短短的裤子和清一色浅蓝或深蓝的上衣。一个卖包子和面条的小饭馆，此刻不在饭时，灶火封着，店伙计趴在桌上打瞌睡，苍蝇围着他嗡嗡地转。一个橱窗里陈列着热水瓶、手电筒和雨靴的百货用品店。我不知道布置橱窗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换成洋娃娃和小汽车，那样会漂亮得多，最起码小孩子会愿意看。我们还走过邮局。邮局的门窗漆成绿色，街边上竖着一个邮筒，橱窗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玻璃上贴着红色蜡光纸剪出来的字，五个，排成圆弧形。我在城里的很多地方都见到过这五个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写法，这使我感觉到一种仪式上的庄严。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终于把这五个字认出来了，它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一会儿。等妈妈从后面赶上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要不要走进邮局，走到最后面的一间办公室，把爸爸叫出来。但是妈妈赶上我们后。轻轻摇一摇头。于是我们又回到路边上，找地上的树影。
我们最终推开“宏光”照相馆的锃亮的玻璃门，兴奋而又胆怯地走进去。一股廉价地毯上散发出来的潮湿味把我裹住了。里面的空气很闷，人们走来走去时全都是小声地说话，仿佛怕惊着了那个黑箱子里的镜头。我妈妈去交钱，开票，然后让我和艾早坐在一张绿色长凳子上，把艾好塞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屁股下垫一个方木块，以便在镜头中跟我们差不多高矮。我妈妈自己藏身在艾好背后，双手扶住他的腰，不让他滑掉下去。
我这才知道，需要照相的是我们三个孩子，姐弟三个人合影。我不知道的是，照完这张相片之后我就要跟李艳华回家，成为李艳华和张根本的女儿。
因为面对镜头的紧张，我和艾早都有点过于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艾好则对钻在黑布下面的摄影师发生了兴趣，他以为那人在跟他捉迷藏，于是眯缝着眼睛咯咯地笑。可是摄影师钻出布笼，捏下橡皮球的瞬间，灯光骤然一亮，艾好吓得一愣，紧跟着哇地大哭，身体用劲地往后仰倒，我妈妈赶紧把他抱了下去。
照片洗出来之后，艾好圆睁的眼睛里全都是吃惊和惶惑。他仿佛对这个世界很不适应，恐惧无比，无路可逃，一副欲哭未哭的沮丧。
那天晚上，在张根本家里吃完了一大碗蒸鸡蛋拌饭，我就开始闹着回家。我扔掉了张根本特地买给我的一个花皮球，使劲掰开他的手，哭得声音嘶哑，几近昏厥。我并不明白领养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本能地感觉到我妈妈把我抛弃了，我被我的家人排除在外，遗弃在外。他们谁都不再爱我。我再也不能跟艾早一起玩耍，也不能揪艾好的腮帮子，更不能抠大门上的木屑，而后等着胡妈的一声呵斥。我害怕，惊恐，绝望，有一种坠人深渊的恐惧。我只有用哭声来表达我的抗议和愤慨。
张根本先是盯着我笑，后来就开始五心烦躁，他吼了我一句：“你号丧啊！ ”
我不理他，依旧撕心裂肺地哭，一边哭一边扒他顶在门边的腿，要从门缝里挤出去，回家。张根本回头望着李艳华，有一点幸灾乐祸：“我说吧，这孩子太大了，养不熟的。”
李艳华在厨房里慢腾腾地洗碗。她十分沉着，甚至有几分冷峻，瞥了我一眼，说：“过了这一夜就会没事了。抱只小狗回家还要叫唤几天呢。”
实际上我号哭了不是一夜，而是整整一个星期。张根本被我哭得没有办法，跑到我家里。
把艾早接过来，陪我睡觉。我每天晚上都是拉着艾早的手，一直哭到睡着。睡着之后我还紧抓她的手不放。我死死地攥住她，指甲掐进她的皮肉，把她的手背掐到青紫。或者我抱住她的一只胳膊，压在身子下面，不让她动，一动我就会惊醒，更坚决地把她的胳膊搂住，藏在怀中。
那段时间，艾早无师自通地长大了，成了我的名符其实的姐姐。她知道要迁就我，怜惜我，礼让我。她伸出小小的手，让我紧紧抓住，如果我不让她动，她就憋住不动。她说：“艾晚，你不要哭啊，我不会走开的。”
可是小孩子都是没记性的东西，仅仅十来天之后，我就习惯了自己身份的改变。我学会了一个人在单独的房间里睡觉。我平心静气地坐在李艳华和张根本的身边吃饭。如果李艳华不准我出门跟艾早玩，我就乖乖地趴在窗台上，往那个风仙花和鸡冠花次第开放的院子里看。我听到别人叫我“张小晚”这三个字后，不再傻愣着朝别人瞪眼，我知道这是我的新名字，是我的称呼，从此之后我做人的标识。
李艳华松了一口气。她开始训练我做家务，从扫地练起。她站着，手里抱着一个茶杯，很有耐心地指点着我：先扫四边，再往中间；先扫床底桌下，再扫走路的过道。扫帚头往前挥，别往自己脚上扫。腰弯下去，两只手要抓住扫帚柄的顶端和中端，松松地抓，否则扫起来不顺畅。
她跑到我妈妈面前报喜讯：小晚都学会扫地了！ 小孩子要让她劳动锻炼，思想才不会变修。艾早也该学学小晚的样，别让胡妈惯得太厉害。
我妈妈看了看在院子里奔跑着捉瓢虫的艾早，一声也不响。也许她心里舍不得我，可是她什么都不能说。
三 开陆虎车的人
贾铭在清晨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候机厅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扫地的清洁工，和拖着滑轮包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几个早行的旅客。有个人站在报亭前看玻璃窗内的杂志封面，一边旁若无人地吃着手里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