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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
这部曾被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学生片片断断记录下来。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汇集编纂，后来就成了《论语》。
我们会觉得，《论语》好像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很多是就事论事，里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乎每一则语录都很简短。
其实，无言也是一种教育。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你看，苍天在上，静穆无言，而四季轮转，万物滋生。苍天还需要说话吗？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
大家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把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
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神圣神圣，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而圣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样的人。
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大地上生长的信念，他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
中国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个开辟不是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
中国人习惯的叙事是像《三五历纪》里面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它说开始时“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在里面呆了一万八千年。
后来天地分开了，但它不是作为一个固体“啪”地从中间断裂，而是两股气逐渐分开，阳清之气上升为天，阴浊之气下降为地。
这并不是天地开辟的完成，这种成长才刚刚开始。
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你看，盘古在天地之间“一日九变”，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每天都在微妙地变化着。
这种变化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地”。
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
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是务实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盘古的变化还在继续，这个故事还要接着讲：
天地开辟之后，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也“日长一丈”，跟着天地一块儿长。
如此又过了一万八千年，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人的意义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天地人并称为“三才”。
所以，在孔子看来，人是值得敬重的，人又是应该自重的。
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这是孔夫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度。
我们见到一些老师声色俱厉，经常指责他的学生不该如何如何。那是这个老师没有到境界，真正好的老师会像孔夫子这样，平和地跟学生商量着把这种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的关系讲透。
这样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这样一种谦抑的态度，其实正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孔夫子的这个形象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一种饱和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
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这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他的学生子贡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个故事在《论语》里叫做“子贡问政”。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了。
接着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21世纪评估各个国家人民生活得好与不好，已经不是过去简简单单GNP（国民生产总值）一个标准，还要看GNH，就是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
也就是说，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老百姓内心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
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参加过一次国际调查，数据显示，当时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只有64％左右。
1991年再次参加调查，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这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
但等到1996年再参加调查时，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
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让我们回到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那些圣贤是什么样子。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
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