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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较小。如今是什么时代了？离异或者丧夫之后再嫁，好平常的一件事。何况此事又不是什么超级大秘密，在南昌，知道此事者大有人在。
吴颂今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那我实在想不起自己哪里伤害她妈妈了。
陈某在“批斗会”上说，杨钰莹第一张个人专辑用了吴颂今10首词2首曲，每首词曲的稿费是500元。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杨钰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是《为爱祝福》，上面并非用了吴颂今10首词2首曲。用10首词2首曲的是第二个专辑《风含情水含笑》。按理说，杨钰莹在新时代出的专辑并非几十张几百张，而吴颂今为杨钰莹所写的专辑，也仅仅只有两张，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错误才对。何况，就算是陈某记错了，说错了，在一旁的杨钰莹为何没有更正？或者说，陈某并没有说错，指的就是第二张专辑，只是现场的记者记错了？然而，有一份报纸特别注明：“经核对与本报记者所作的现场录音无误。”
虽说无误，到底还是误了。这个误发生在何处，实在令人不解。
官司恩怨篇不愿将杨钰莹送上法庭
吴颂今为何不愿将杨钰莹送上法庭？
吴颂今自述：
其实，我和杨钰莹之间，还从未因为什么事发生过面对面的冲突。让我最不痛快的，是杨钰莹走红之后，广东一位音像出版社老总告诉我的一件事。
一次，他和杨钰莹的继父老方一起喝酒，老方借着酒劲，突然破口大骂，吴颂今真不是人哪！那位老总一惊，问道：他怎么了？老方说，他好贪心啊，还想分我们岗岗的钱！想要三七开！哪里有这样当老师的！
南昌的一些朋友也纷纷告诉我，杨钰莹的继父现在神气十足，到处吹嘘自己培养了一个好女儿杨钰莹。并且大骂吴颂今不是人，逼着她女儿签下了师生合约，想谋取不义之财。别人说，不是吴老师把你女儿带到广州，哪有今天的风光呢？他大言不惭地声称：就算没有吴老师，还有李老师、王老师、张老师……我女儿歌唱得这么好，总会有老师发现她，将她带到广州去发展的。
有人了解了我们之间的一些事情之后说：我明白了，说一千道一万道，原来还是一个钱的问题。杨钰莹欠你30％，一直没有给你。我肯定地说，这是绝对的错误。我虽然不是富翁，可也不是叫花子。如果我真的想讨回杨钰莹欠我的钱，应该对我进行赔偿，我不会用这种方式将事情说清，而会直接走进法庭。有关经济的问题，在法庭上更容易说清。
这期间，有一位熟悉的律师朋友建议我将杨钰莹告上法庭。
劝我的是玲子的丈夫小冯。当年，我初到广州，没什么朋友，和玲子来往比较多，也因此认识了她当时的男朋友小冯。那段时间，玲子以及她的男朋友正在热恋之中，广州南昌来回地跑，因此当起了我和杨岗丽之间的联络员，无数次帮我给杨岗丽带东西，对我们之间的事，比较了解。后来，玲子的男朋友小冯考到了律师牌，当上了律师。
谈到熊永红两次将杨岗丽托付给我时，小冯说，颂今老师，你到底是个文化人，有点太书生气了。当时，你应该和他们签个合同的。我说，当时确实签了一个师生合约。这是我第一次向不了解此事的人公开谈到有关合同的问题。
对方毕竟是律师，听说签了合同，立即说，真的？那么，他们就是违约了，有了合同，你就容易说清楚了。我说，虽然签了合同，可我还是拿不准。外人会觉得老师和学生签合同，太商业化太没有人情味了。所以，写的是“师生合约”。还有，因为我也不太懂合同，没有像一般经济合同一样，一式两份，只有一份。也没有写明，如果违约了，应该怎样赔偿。签这份合约的时候，怎么都想不到后来会发生如此多的事，许多问题没有考虑周全。
小冯律师说，这些暂时都不管，你这份师生合约里面，有经济上的约定没有？
我说有，规定杨岗丽今后的演艺收入，和我三七分成。
他立即一挥手说，那就没问题了。不管标题写的是“师生合约”还是“经济合同”，只要涉及经济上的来往，就是有效合同。不管这合同是一份是两份还是三份，也不管你这合约是用正规的公文纸写的，还是用烟盒呀什么纸写的。不管它是否经过法律公证，都不影响它的合法性。只要签字双方都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能够证明是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签署的，合约中没有任何违法条款，那么，这份合同就是合法有效的。
后来，我再去他们家时，便带上了这份师生合约。他看过之后只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即杨岗丽签这个合同时的确切年龄。我说，她是1971年5月11日生的，签约时，是1990年8月16日，她已经年满19岁。他说，那她就是符合法定年龄的成年人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有效的经济合同。你可以根据这份合同起诉杨岗丽，要求她赔偿你的经济损失，甚至可以向法庭申请终止或者更改此后签署的有损这个合同的一切合约。
他说，法律强调的，不是合同的严谨性或者符合规范性，而是合同的合法性。所谓合法性，也就是双方的自觉自愿，互惠互利。就这一点来看，这份合同是完全合法的。至于后来杨钰莹的后父代表杨钰莹和新时代所签的那份合同，倒是大有问题，那实际上是一份无效合同。因为那份合同签署的时间晚于你们这个合同，而且，按照你们这个合同，杨岗丽授权给你，你成了有权代表她签署演艺方面合同的唯一代表。不仅她的后父老方没有这样的权利，就是杨岗丽本人，也没有这样的权利，你百分之百胜诉。
他说，并不需要你出庭。你只要签一个授权书给我，把这个合同给我，一切都不需要你出面，我替你搞掂。他大概见我在犹豫，又说，这事也不用急，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考虑好了，可以随时找我。
说实话，我根本不需要考虑。如果我想追究她，上次有人提议在媒体上公开，我就答应了。既然我不愿用媒体来毁了杨钰莹，同样不愿意用民事诉讼来毁了她。如果官司一打，必然会惊动媒体，一报道，我一手为她塑造的美好形象就会抹上污点，后果太严重了！我怎么能忍心将这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灿烂明星给毁掉呢？
后来，小冯律师又打电话找过我好几次，还是想劝我打官司。他说，他已经和法官朋友交换过意见，进一步确定了这个合同是合法的，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打官司，法庭调查都非常简单。我敷衍他说，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我没有考虑好。实际上是我婉言谢绝了他。
官司恩怨篇师受伤害
师受伤害——“杨钰莹炮打吴颂今”的后果
策划人旁白：
对于这次“批斗会”造成的后果，吴颂今说，可以用两个没想到来概括。
第一个没想到：他以为此事会在传媒间沸扬很长一段时间，没想到几乎是就此偃旗息鼓了。
当时，广州的某某晚报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提醒他说：颂今老师，你要当心点，殷记者正在报社传真他的文章。这篇文章到底会在多少家报纸见报，谁都说不清楚，可能会出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的局面，你要有点思想准备。
听了这话，吴颂今真有点傻眼了。他预感到这篇文章所造成的冲击波，会远远大于“透明物”那篇，如果全国几十家甚至几百家媒体发表出来，然后再接着来一群“你以为你是谁”之类的言论助阵，会不会形成一场全国性的针对他的“大批判”？谁知道“炮打”的文章在全国不少报纸发了之后，并未引来什么评论文章，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第二个没想到：这次事件对吴颂今的名誉损害，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
吴颂今调到广州不久，就成了广东省音协的理事，已经连任了两届。以他在中国音乐界的贡献，如果没有意外，这个理事很可能会一直担任下去。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随后进行的音协理事会改选，新公布的理事名单中没有他，也没有任何人给他提供任何解释。他知道是“炮打”事件产生了不良影响，也不便问起此事。差不多也是那段时间，他的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与中国儿童音乐学会理事两个头衔，也悄悄地没有了。
影响远远不止于此。“炮打”事件后，吴颂今决定开始一场为自己正名的行动，这一行动的第一步，是将新时代告上法庭。打赢这场官司之后，许多媒体再次关注吴颂今，其中有一位电视台的年轻记者小平，在吴颂今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了一次全面采访。
采访结束时，小平感慨地对吴颂今说：“吴老师，真没想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坏老师的典型。”
听了这话，吴颂今大吃一惊，问道：“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小平说：“指像我这样一些从业时间不长的年轻娱乐记者。”
那一刻，吴颂今差不多是天旋地转。既然许多年轻的娱乐记者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坏老师的典型”，那么，那些年轻的歌迷们呢？他们会怎样看吴颂今？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吴颂今拿出将近20万元私人积蓄开了一场音乐会，原想通过这次音乐会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一次总结。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