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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对杨钰莹知根知底的老师在书中写道，1989年之前，亦即她奔赴广州发展之前，就曾在老家南昌有过“初恋”的罗曼史，与一个英俊帅气的小警察擦出过爱的火花，在南昌圈内为人所知。她对这段“当年情”之投入，以至差一点儿就和他结婚了。
也许杨钰莹认为：当时自己年幼无知，好比是“过家家”，算不得真正的恋爱。对此也许还真有一点道理，因为，根据中国的现行法律，恋爱是无法开证明的，不像结婚，白纸黑字红本本在案。可板上钉钉的事实却是，在尚未走红歌坛之前，她确实曾经被一位普通之辈的年轻警官的痴情征服过，以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尽管这位警官派不出后来赖阔少的奔驰车队载她招摇过市，也买不起豪华别墅供她享用（估计那时候的她对爱的诉求也还没达到这一层面）。好在与“玉女”的初恋没有什么版权归属问题，所以帅警官也不屑于站出来争这个名份。
谭校长称自己“永远25岁”，虽然的确不是真情，却没有人会哂笑他。而爱完一个换一个，还一再声称“这是我的第一次初恋”，就关乎诚信与品质问题了。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初恋往往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偏偏杨钰莹就会对自己真正的初恋失忆，这样的蹊跷，足以构成一部新的“拍案惊奇”了。至于在帅警官与赖阔少之间，亦即在她挥别南昌到情陷厦门期间，长达四五年的时间跨度内，有没有插入过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N次“初恋”，就得有赖好事者去考证发掘了。
先吐为快杨钰莹的“选择性失忆”
读《我给签约弟子杨钰莹写“真”》有感
喧 嚣
吴颂今和杨钰莹之间的关系，我不愿意用恩怨来形容。我宁愿相信，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源于因看待问题态度的不同而导致的行为差异。或者我再说得朴素一点，这不过是师生之间的一场误会，因为缺少沟通而愈演愈烈，发展到了现在。
一个误会的产生，终归是有始作俑者。吴颂今和杨钰莹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里面隐约可以看到，有一只操纵着一切的手。这只制造出许多是非的手，无疑就是“利益”二字。
吴颂今没有给自己戴上一个一切都是为了杨钰莹而奉献的圣洁光环。他在书中写道：“我要利用广州的有利条件，培养一批自己的歌手，顺便推出自己的新歌。”吴颂今追求的，相信也是绝大多数音乐人共同的理想。那理想说穿了，其实就是图个名。
而杨家在依靠着吴颂今的时候，想必也是打着自己的如意小算盘，做着未来富贵荣华的梦。
人生观不同，关注的东西也不同。杨家着眼的，是经济利益；而吴颂今虽然不谈经济，想要获得的名声，也仍然是一种利益。所以在这不同的背后，隐藏的是同一种东西，就是利益。
为着利益，唱片公司推出自己的明星；为着利益，母亲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叫别人爸爸；同样，我们也不排除，老师可以为了利益，把学生当成自己飞黄腾达的工具；而学生，也可以为着利益，割舍掉师生情。
吴颂今为杨钰莹所做的努力，可以看做是一种投资。既然是投资，就肯定要有回报的。 有人说，吴颂今只是把杨钰莹当作一棵摇钱树，来充实自己的荷包，我只有一笑。这个看法，是幼稚的。经济利益，对吴颂今来说，也许只不过是求名的副产品。
但仅仅是这些，就能诠释师徒两人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根源了吗？不能。这里面，必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历史上不乏这种现象：一个人成名之后，关于他不曾辉煌甚至不堪回首的过去，都不愿意再为人提起。主观地抹杀掉关于知情者的一切，不为别的，只因为，你知道的太多。提起你，就必然提到过去；而过去，恰恰是成名者不愿意再提的。
在医学上，有一种症状，叫选择性失忆。人在受到某些刺激的时候，会有选择的忘记一些他自己不愿意想起的事情。如果真的如同书中所说，那么杨钰莹的贫寒童年以及她曲折的成长轨迹，就并不是多么值得夸耀的光彩的过去。如今的她，当然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任性和不懂事的小姑娘了，那么她对于自己童年时代的回忆，想必会怀着一种冷漠的心态去对待。当一个人想远离一段记忆的时候，这段记忆里所有她认为可以抛掉的人和事，都会毫不留情的舍弃。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么一个假设：杨钰莹甩掉了记忆中某个时段带给她的沉重的包袱，而吴颂今，只是恰好贯穿了那个阶段的始终，所以，也就成了这个阶段的直接牺牲品。
诚然，相对于吴颂今所付出的，杨钰莹的这种做法，未免失之薄情。但是，从她个人角度出发，这又是可以理解的。明星们通常所承受的压力，是一般常人无法理解的。她要维护自己在舆论乃至整个社会上的形象，有些东西，就不能兼顾。而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当关系到心灵上的伤痛或者精神上的不快时，每个人，都有选择忘记和回避的权力。我始终相信，一个人无论做出什么别人难以理解的事情，都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关于一开始提到的所谓误会的推论，未免简单了些。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一句误会就能够说清楚的。任何牵涉到个人利益的事一旦发生，能够依然保持平常心去看待它的，恐怕只有圣人了。
世界上最难以理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谁对谁错，孰真孰假，这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说得清楚吧。
一面之词杨钰莹走红的原因
（由黄晓阳采写）
记者：杨钰莹为什么能够走红歌坛？除了你的大力提携之外，你认为她的成功还有哪些重要原因？
吴颂今：第一，与当时歌坛的大环境有关。杨钰莹出道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广东流行歌坛第一波造星热潮，她幸运地坐上了国内包装歌星的头班车，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如果早几年，她的命运很可能像那些老歌手一样，以翻唱港台口水歌为主，得不到包装宣传的机会。如果晚几年，更多实力派歌手起来了，竞争加剧，她又未必拼得过别人。第二，当时的舆论环境非常好。90年代初，传媒和娱乐圈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娱乐圈致力于推出新人与自己的原创歌曲，舆论不遗余力地配合。杨钰莹初出道时的某些不足，媒体都能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第三，有一个敢于创新又富有经验的创作制作班子。从作曲填词、伴唱编曲、录音制作到包装加工、生产发行、宣传推广，各个环节齐心协力，推出的甜歌产品充分适应了中国听众的审美需求，填补了市场的空白。第四，当然与杨钰莹个人的条件和努力分不开。她在声音、外形及表演方面的弱势，经过精心包装，扬长避短，她就变得非常出色。
（以下楷体字为记者提问，宋体字为吴颂今回答，不再一一标明。）
有人认为，在杨钰莹的歌唱生涯中，你无疑是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之一。作为一个歌坛老师、一个音乐制作人、一个词曲作家，你起到了什么作用？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我个人认为，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她童年时发现了她，并和其他的老师一起，为她打下了音乐童子功。当时，中国有8亿人口，具有音乐天分的苗子，没有几千万也有几百万，能够从小被发现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培训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左右，最终能够在音乐界立足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能够唱红的，千分之一都不到。所以，第二方面，我的作用就是将她从十分之一引进到了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我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引导她从民族唱法转到通俗唱法，二是精心为她确立了甜歌小妹的歌坛定位，三是按照这一定位，为她度身订做了《风含情水含笑》、《茶山情歌》等一大批雅俗共赏的甜歌。这些歌使她能够扬长避短，发挥自身歌甜声细的优势，又能适应市场的需求。至于占有什么地位？就不用我说了。
新时代方面有人认为，当年你与杨钰莹、新时代的三方合作“到底是谁捧红了谁，还有疑问”。“随着当年杨钰莹甜歌的走红，吴颂今的歌曲也逐渐被人知晓”。你怎样看？
三方合作前，杨钰莹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歌坛新人；新时代则是一家还处于创业阶段的年轻企业。而当时的我，已经是国家高级职称词曲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0多项国家级音乐创作奖的获得者。代表作《井冈山下种南瓜》、《四化花开幸福来》、《打靶归来喜洋洋》、《拾稻穗的小姑娘》等作品流传全国，拥有相当的知名度。
我把杨钰莹推荐给新时代之后，他们接受了我在她未进该公司之前早就为杨钰莹精心策划的“甜歌小妹”歌坛发展定位。我还包揽了杨钰莹首张个人专辑《为爱祝福》与第二张专辑《风含情水含笑》的几乎绝大部分歌词与部分曲作，并辅导她演唱。专业圈内有所谓“歌带人”的说法，在好歌一曲难求的当时，初出茅庐的杨钰莹，一下子拥有了20多首专门为她精心打造的甜歌精品。
接下来全国范围内连续两年的“甜歌轰炸”，为杨钰莹的走红铺平了道路，也为新时代的“甜歌”产品在音像市场上奠定了霸主地位。当然，新时代自身的成功运作，和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劳也功不可没。应该说，正是由于三方优势的互补与结合，才造就了岭南歌坛风靡全国的“甜歌神话”。
三方的成功合作之后，歌星红了，公司发了，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