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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临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难，在绍兴十一年或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杀回鄂州。
河北抗金义军控制下的冀州和北京大名府，也相继被金军攻破。
王忠植所率抗金义军，奉川、陕宣抚司之命，转移至陕西，解救被围的庆阳府（治安化，今甘肃庆阳县）。他率部途经延安府（治肤施，今陕西延安市）时，不幸被叛将赵惟清所俘。金军将王忠植押到庆阳城下劝降，他大声疾呼：
“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金人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金朝元帅右监军完颜撤离喝（杲）大怒，王忠植披襟高喊：
“当速杀我！”
遂慷慨就义。
北方很多爱**民临危不惧，以“勿负朝廷”互相勉励。然而宋高宗和秦桧控制下的宋廷，却置故土遗民于不顾。北方广大的抗金义军，因缺乏正规军的支援，与金朝军力对比悬殊，终于陷于失败。
第四节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绍兴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余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军情紧急时，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岳飞恢复故土的希冀，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了。他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也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但是，岳飞素谙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本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或可收腹背夹击之效。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
宋方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上下，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打败了金军。这也是一次激烈的鏖兵。
柘皋战胜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自己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的咨目，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客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宋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
不料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令刘锜班师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钟离，今安徽风阳县）。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他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张俊得到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又希图去空城耀武扬威一番，以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他命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干余骑前往。不料遭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撤。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他的归路，韩世忠军且战且退，全师而还。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发出的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岳飞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凶耗，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迹近“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夺口而出：
“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实际上，这正是他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岳飞还怒冲冲地对张宪说：
“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着董先说：
“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十二日，岳家军抵达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渡淮北撤。
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回朝后，却反诬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第五节削除兵权
害怕诸大将久握重兵，跋扈难制，这是宋高宗和宰执们始终深藏于胸臆的隐忧。张浚和赵鼎任相时，“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王庶任枢密副使，曾令韩世忠和张俊的部将分兵移屯，为张俊所觉察，托人向王庶传话，表示反对。秦桧独相后，向宋高宗“乘间密奏”，说各行营护军目前号称张家军、韩家军等，表明“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盟，不可不虑”。宋高宗为此更“决意和戎”。罢大将兵权之事，虽酝酿多年，真欲付诸实施，其关键又在于“有息戈之期”。
淮西战事虽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正难分难解，吴磷军直到当年九月，又赢得著名的剡湾之捷，其他地区的小仗也接连不断。在表面上，似并“未有息戈之期”的征象。然而宋高宗和秦桧通过各种渠道，已洞悉金方愿和的底蕴，对偏安东南有了足够的把握。七八个月前，岳飞主动辞免兵柄，宋高宗尚无允准的胆量；如今他却和秦桧接受范同之建议，准备主动地采取断然措施。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临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