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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连忙帮腔说：
“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按照惯例，台、谏官上章弹劾之日，即是宰执引咎辞官之时。更何况是岳飞，他既明白朝廷的用心，更以素餐尸禄为耻，他上奏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的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就能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
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了少保的阶官，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在罢官制词中，宋高宗说岳飞的“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但他仍然宽大为怀，“记功掩过”，“宠以宽科全禄”，“所以保功臣之终”。他要求岳飞“无贰色猜情”，“朕方监此以御下”。表面上看，罢官制与岳飞的辞职奏是互相呼应的。其实，宋高宗根本不想“保功臣之终”，而是在“贰色猜情”一句中，埋伏了杀机。岳雲也保留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的遥郡官阶，改任提举醴泉观，与父亲一同退闲。岳飞的幕僚沈作喆为他作谢表说：
“功状蔑闻，敢遂良田之请；谤书狎至，犹存息壤之盟。”
岳飞对“谤书”表明了理所当然的蔑视，但对宋高宗“保功臣之终”的盟誓，却仍以臣子之礼，而表示感戴之情。秦桧读此谢表，更是怀恨在心。
宋廷对岳飞的幕僚非常忌恨。岳飞任枢密副使后，尚有于鹏、党尚友、孔戊、孙革、张节夫等十一人与他过从甚密。岳飞出使楚州时，他们都被岳飞奏辟，充任枢密行府的属官。岳飞不去镇江府后，他们仍始终不渝地追随岳飞，“各请宫祠，平居无事，聚于门下”。宋廷发表他们为地方官，“趣令之任”，强行遣散，以防他们再与岳飞直接往来，为之出谋划策。高颖本是北宋进士，“陷伪十年，固穷守节”，他迟至绍兴十年九月，方出任岳飞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高颖主动请求，愿“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岳飞被解除兵柄后，高颖曾任司农少卿，旋即以“实无他能”为由而“放罢”。无差遣实职的高颖回到鄂州。宋廷害怕他与王贵、张宪等有交往，在岳飞罢官的前一日，又发表高颖添差福建路安抚大使司参议官，“添差”意味着并无实职，“限三日之任”，并且命令湖、广总领林大声“优与津发”。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皇权已毫无威胁，对宋廷的降金乞和活动也无力干预。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并未至此罢休，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宋廷对岳飞的幕僚非常忌恨。岳飞任枢密副使后，尚有于鹏、党尚友、孔戊、孙革、张节夫等十一人与他过从甚密。岳飞出使楚州时，他们都被岳飞奏辟，充任枢密行府的属官。岳飞不去镇江府后，他们仍始终不渝地追随岳飞，“各请宫祠，平居无事，聚于门下”。宋廷发表他们为地方官，“趣令之任”，强行遣散，以防他们再与岳飞直接往来，为之出谋划策。高颖本是北宋进士，“陷伪十年，固穷守节”，他迟至绍兴十年九月，方出任岳飞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高颖主动请求，愿“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岳飞被解除兵柄后，高颖曾任司农少卿，旋即以“实无他能”为由而“放罢”。无差遣实职的高颖回到鄂州。宋廷害怕他与王贵、张宪等有交往，在岳飞罢官的前一日，又发表高颖添差福建路安抚大使司参议官，“添差”意味着并无实职，“限三日之任”，并且命令湖、广总领林大声“优与津发”。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皇权已毫无威胁，对宋廷的降金乞和活动也无力干预。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并未至此罢休，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两人的仇隙更深。但是，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也不亚于岳飞。绍兴**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五月上旬，三大帅任枢密使和副使不足半个月，宋廷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淮南东路。在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措置战守”，“方国步之多艰，念寇雠之尚肆”，“当今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
事实上，他们的任务一是罗织韩世忠的罪状，二是肢解原韩家军，将其大本营由淮东前沿的楚州，撤往江南的镇江府。这正是宋廷准备降金的又一重大步骤。张俊的头衔是“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岳飞的头衔是“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加两个“同”字，作为副职。宋廷规定，他们对前沿军务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在枢密使张俊和枢密副使岳飞到前沿后，留在“行在”临安府的另一枢密使韩世忠，便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
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三大帅罢兵权后。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
“且备反侧！”
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
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他说：
“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
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六月，岳飞和张俊来到楚州，这是淮东战区的大本营，控扼运河的重镇。岳飞巡视城防，凭吊当年赵立和全城军民苦斗与死难的遗迹，追忆自己当年在淮东的血战和挫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李宝当时正出戍海州，岳飞将他召来，“慰劳甚周至”。李宝发现，这位旧帅在备受挫折之余，依然我行我素，健旺的斗志并未衰减。两人匆匆见面，又很快告别，谁也未曾料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李宝奉岳飞的命令，扬帆出海，北上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市）和文登县（今山东文登市）扫荡一番，为他二十年后的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州市）大海战，作了一番认真的预演。
岳飞检点兵籍，发现韩世忠军才有三万余人马，居然自守有余，能西援淮西，北上京东，真是位“奇特之士”。他更深切地感到，拒绝朝廷错误的政令和军令，实为责无旁贷。他向张俊恳切地，然而又是强烈地表示，反对拆散原韩家军，反对将其大本营后撤镇江府。岳飞说：
“今国家唯自家三、四辈，以图恢复。万一官家复使之（指韩世忠）典军，吾曹将何颜以见之？”
张俊和韩世忠一直是同僚和平辈，因私交不坏，终于成为双重的儿女亲家。但张俊此时正做着独掌天下之兵的迷梦，对岳飞的规劝自然置若罔闻。他只是建议要修缮楚州的城壁、濠堑之类，岳飞不愿意回答。张俊便一再追问，岳飞只能以直言相告：
“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
尽管耿著的冤狱，已对岳飞预示了险恶的征兆。但他不忍坐视朝廷和张俊的倒行逆施，只要事关抗金大局，只能据理力争。他一语道破了提倡修城，无非是准备撤军江南。张俊听后，“艴然变色”。他满腔恼怒，遂向两名卫兵发泄，搜剔一点微小的罪名，要将两人处斩。岳飞为此“恳救数四”，只是更增强了张俊不杀不足以解恨的兽性。岳飞最后看到两名无辜者之屈死，更愤愤不平。
张俊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怀着肢解原韩家军的鬼胎，处处疑神疑鬼。岳飞住在楚州城里，他只敢住在城外，以备若有风吹草动，便于逃命。中军统制王胜参见之前，有人捕风捉影地报告：
“王胜有害枢使意。”
王胜在教场整列队伍，将士们顶盔贯甲，接受张俊检阅。张俊心虚，便问：
“将士何故擐甲？”
王胜弄得莫名其妙，答道：
“枢使来点军马，不敢不带甲。”
张俊忙令卸甲。
尽管有岳飞的反对，又不得军心，张俊仍然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他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其实是准备割让金朝，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淮东军也按宋廷的原计划，自楚州后撤镇江府，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往临安府屯驻。
按宋高宗和秦桧的盘算，对原韩家军作如此措置，既消除了朝廷的一大隐患，也扫除了降金的一大障碍。但张俊却执意扩充自己的实力，他紧接着将自己的枢密行府设于镇江府，以便直接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