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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书院的日常功课及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的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东林讲会到底议论些什么呢？“东林会约”有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读《四书》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所写的小传中说，每年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顾允成进入讲堂，侃侃而谈，远必称孔子孟子，近必称周敦颐、程颐、程颢。如果有人发表“新奇险怪之说”，他立即脸色大变，坚决拒绝。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研讨《四书》的经义，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这种规矩，在顾宪成去世后，继续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仍然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的教导原本出于程朱，以“穷理致知”为目的，对于儒学经典的研读必须经年累月，做到出口成章。
其中的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罢官下野，对于政治纷争久已厌倦，回归故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谈政治，似乎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望。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皇帝的圣旨，任命他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希望他出山为朝廷再度效力。顾宪成立即写了辞呈，理由是他已经步入老年，“目昏眼花，老态尽见”，并且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也就是说，进入深山密林，远离现实政治，是顾宪成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他在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真诚地吐露了这种心声，表示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是他晚年的追求。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东林书院是他的“书生腐肠未断处”，与同志一起切磋学问，声誉渐旺，可以不虚此生了。一旦要我放弃，实在有所不忍。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现在是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专注于诗书文字，“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应酬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这是他真实心态的流露，与高攀龙所说“当今之世乃扰攘之秋，只可闭门潜修”，是默然契合的。高攀龙对他的老师赵南星说，他已经处在“入山闭关”的状态，既然是山中人，如果不一味静默就不能做学问，而且“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著心处，落得做个闲人”。
顾、高二君子以如此精神状态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是”作为“院规”。确实，东林书院的院规中有“九损”——禁绝九种不良习气，明确告诫书院同仁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这就意味着，不得评论政府官员及地方政治。吴觐华遵循这一既定方针，重申书院规则时，特别强调以下两条：其一是禁绝议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其二是，不得把社会上“是非曲直、嚣陵诟谇之言”带到东林讲会上，不得把外界的政治性文件——“飞书、揭帖、说单、诉辨之类”，带进东林书院大门。
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现实政治的标榜，没有停留于口头，而是付诸实践了。近人不加细察，却把它误解成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改革政治的团体。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得好：“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论及东林书院时，写道：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
所谓重整道德，广义地说，可以包括两个层次：在朝为官，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东林书院关注的当然是后者，通过讲学来纠正弥漫于社会的王学流弊，正如华允谊《东林续志序》所说，由于王阳明学说深入人心，使得程朱理学的正脉处于边缘化状态，顾宪成、高攀龙创复书院，阐释儒学正脉，予以纠正。顾、高诸君子要拨乱反正，要救世，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于道德”，改变“任心而废学”、“任空而废行”的空疏学风。他们把这种以道德救世的思想在东林书院中具体化了。
东林书院那些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功夫，用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讲学。无怪乎吴觐华要说：“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称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东林非党论
晚明政治史上的“东林党”，人们耳熟能详，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反问一句：东林究竟是不是一个“党”？是政党还是朋党？这并非故意耸人听闻，而是以现代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东林党”吗？
“党”这个字，在现今国人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主要指“政党”。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17世纪英国出现辉格党、托利党之前，并无政党。就中国而言，1894年出现兴中会之前，也无政党之可言。中国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党”，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党”、“旧党”，南宋的“伪学逆党”等，几乎无一例外是朋党或是被对立面诬陷为朋党的。“东林党”当然也是如此。汉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义，朋党之“党”，与政党之“党”，是同一个字。在英文中，政党之“党”是Parties；朋党之“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决不至于把朋党误为政党。
《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时指出：“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党中的‘党’（Parties）”；“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
毫无疑问，史籍中所说的“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政党。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写到“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时，明确指出：“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这是对于史料有了精深理解之后的准确表达。
其实东林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东林诸君子并不自称为“东林党人”。道理是很显然的，孔子在《论语》中教导他的弟子“君子群而不党”，以继承并发扬孔孟儒学正统为己任的东林诸君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结党”是正直人士所不齿的，决不可能自诬为“党”。正如《东林同难列传》所说，顾、高诸君子在东林书院“偕诸同志以道学相切磨”，受到海内士大夫的敬仰，跟从的人日益增多，于是，“邪臣遂指之为门户”。此处所谓“门户”，按照当时人的习惯，是朋党的同义语。《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这就是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党”的由来。
李三才是万历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借口生病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候选人。当时政坛上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内阁权臣李廷机企图阻止李三才入阁，指使其亲信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说李三才“党羽日甚”，一下子就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是“藉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书生气十足的顾宪成写信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政敌们抓住把柄，攻击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与李三才结成“东林党”。
在这场风潮中，御史徐兆魁表现得最为恶劣，多次在奏疏中诬陷东林书院与顾宪成，说什么“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指北京），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为了搞臭“东林党”，他肆意捏造东林书院“挟制有司，凭陵乡曲”的罪状，几乎每一条都离奇得令人难以相信。例如：东林书院在浒墅关附近的小河向来往商船收税，胁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