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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十六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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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曾孙卢志则被任命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之深。

  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族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政权,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华族(汉人),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经、诵读史书,虽在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用儒学选拔官员。

  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其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陛下神武拨乱,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

  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胡人汉化,中原的儒学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南下,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经学重礼仪的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胡人汉化的同时,就是汉人胡化。所谓汉人胡化,是在长期的交流中,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你看,皇帝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的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汉人一向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盘腿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所以竹林七贤双脚前伸的坐法被称为“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举动。胡人发明的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它还有这样一些别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座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作毛毡、奶酪、油酥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习惯对汉人的影响,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看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把胡人的饮食习惯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

  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人子弟以学习胡语为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充斥了“胡虏”之音。胡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胡笳、羌笛、琵琶等乐器,随着民族大迁徙,从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区传入中原,使传统音乐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等乐曲。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

  我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汉胡互化的累累硕果。我们先人的这种大智慧,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 






 
李世民与武则天
  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秦始皇、汉武帝以来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唐帝国的声望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不能讲过头。由于李世民是杀兄逼父取得帝位的,不合乎儒家伦理,因此即位后便致力于篡改国史,为自己辩护,御用文人把太原(晋阳)起兵时的李渊(李世民之父)写成无所作为的庸碌之辈,李世民则成了唐朝的缔造者。其实,李渊决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开国君主。

  唐朝的缔造者李渊出生于北方山西地区一个有着汉人与胡人混合血统的贵族之家,他是西魏贵族李虎之孙,本人又世袭唐国公,凭借自己的政治优势,利用隋末的动乱形势,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王朝。隋、唐的建立者与西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西魏宇文泰创建府兵,最高长官有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隋朝缔造者杨坚之父杨忠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唐朝的缔造者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八柱国之一。而且宇文泰、杨忠、李虎透过突厥望族独孤信维系着一种联姻关系: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明帝),四女儿嫁给了李虎之子李暎吲薷搜钪抑友罴幔此逦牡郏@钤ㄍ腹淠付拦率希氡敝芗八辶郊一适矣凶琶芮械墓叵怠K岳钤ㄈ〈澹腥缪罴岬娜〈敝埽枪笞逭蔚牟铩

  李渊世袭唐国公,任太原留守(指挥部设在晋阳),执掌军政大权。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见隋王朝已无可挽救,便率部从太原起兵,南下占据长安及渭水一带。这就是反对隋朝的关键之举——太原起兵(或曰晋阳起兵)。为了掩人耳目,李渊暂时捧出隋炀帝的孙子作为傀儡,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则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第二年,隋炀帝被反隋武装力量处死,李渊便正式称帝,建立唐朝。说李世民是唐朝的缔造者,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了四个儿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长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长安,协助父皇处理军国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领兵出征在外。随着李世民在征战中屡建战功,威望日益提高,与皇位的法定继承者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明朗化。在这场斗争中,四子齐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

  李建成与李元吉企图削夺李世民的兵权,唐高祖李渊同意这一预谋,但是由于军事行动未停,暂时不便下手。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剧了预谋活动,想以李元吉担任出征元帅,削夺李世民的兵权。李世民获悉后,与他的亲密顾问、内兄(妻兄)长孙无忌等人商量,采取先发制人的对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渊立自己为太子。这一事变充满血腥,令人触目惊心:李建成被李世民用弓箭射死,李元吉则死于埋伏;李世民连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也不放过,一并杀死。在杀死了他的对手之后,到了葬礼的那天,李世民还假惺惺地在公众面前,装出一副哭得很伤心的样子。两个月之后,唐高祖被迫放弃皇位,李世民终于成了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李世民的上台充满如此之多的阴谋和血腥,让人心寒;然而唐太宗的御用文人千方百计地粉饰历史,力图掩盖历史的真相,关于玄武门之变便有了不同的说法。

  之所以讲这些史实,意图是辩证地看待那些杰出帝王,少一些形而上学,不要一说好就一切皆好。看到了李世民的另一面,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雄才大略的肯定。

  唐太宗即位后,果断地采取与民休息、不得罪民众的明智政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他深知自己虽然贵为天子,却并不可以为所欲为,道理就在于: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反对意见,也就是所谓善于纳谏。他的谋士魏征是一个敢于不看皇帝脸色而讲真话的大臣,提反对意见无所顾忌。唐太宗和魏征之间,一个虚怀博纳,从谏如流;一个直言极谏,面折廷诤,形成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这大概就是被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出现的根本原因吧。

  君臣们同心同德缔造的贞观之治,确实大有可观之处。

  一是完善三省六部制度。中央政府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的议事机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政事堂会议讨论,经皇帝批准后颁行。三省的首长——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都是宰相,此外,凡是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如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也是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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