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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是一个音乐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是出色的作曲家，一生作曲无数。他嗜好乐舞大曲、法曲，善于吸收来自西域的胡乐，称为“胡部新声”，加速了华夷音乐的渗透与融合，特别是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完成了佛曲的改造，发展为舞曲，使胡音一跃而为纯粹的唐舞，千古传颂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于印度佛曲《婆罗门曲》，唐玄宗立足于传统的清商乐，对原曲进行改编，形成了唐乐舞的杰作——《霓裳羽衣曲》。它描写仙女奔向人间的瞬间，把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了格调极美的意境。
如果说从《婆罗门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创作，那么，从乐曲发展为舞蹈则要归功于杨贵妃。据专家研究，杨贵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编舞者。舞姿极为优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这样描绘他的观感：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传说杨贵妃的侍女张云容“善为霓裳舞”，杨贵妃极为欣赏，赠诗一首：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下乍摇风，嫩柳池塘初拂水。
多么富有诗情画意，丝毫看不到《婆罗门曲》的痕迹了。
当时盛行来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轻快，旋律活泼，在都城长安风靡一时。出于西域的“胡旋舞”，以快速旋转而著称。杨贵妃、安禄山都擅跳此舞。安禄山是个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腹垂过膝，跳起胡旋舞来，动作敏捷有如旋风。白居易《胡旋女》写到由于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带头，京城人人跳胡旋舞的景象：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跳胡旋舞的场景，给人一种亲临现场的感受。敦煌壁画记录了大量乐舞场景，相当多的部分是从国外传入的，如220窟的乐舞是“阿弥陀净土变”，其中的胡腾舞来自中亚，天女们佩璎珞、缠飘带，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婀娜曼妙。敦煌壁画所显示的乐器达四十多种，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门类齐全，琵琶、阮咸、箜篌、筚篥、埙、羯鼓、答腊鼓等，大多从西域等地传入。
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引领时代潮流，当时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风盛行，胡乐、胡舞以外，首推胡妆。正如元稹诗所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汉人妇女仿效胡人妇女的服装与装扮，成为时髦风尚。
大将高仙芝远征中亚，带回当地的柘枝舞，舞女的服式——“香衫窄袖裁”，一下子流行起来。入唐的胡旋舞女身穿窄口裤，脚登“小头鞋履”，于是窄口裤、小头鞋履成为流行式样。“小头鞋履窄衣裳”，在当时号称“天宝末年时世妆”，风行一时。一般贵族与士民都竞相仿效，“好为胡妇及胡帽”。
更进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国化。文献记载，杨贵妃有“鸳鸯并头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最为时髦的打扮，类似今日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姐虢国夫人爱穿“罗帔衫”，都是袒肩露颈的宽松服装，完全摈弃了初唐宫人遮盖全身的装束之风，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
外来文化从各个方面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及城中开阔地和指定剧场，中外艺人，表演戏剧、滑稽剧和其他娱乐节目。时髦妇女夸耀她们别出心裁的衣裳和发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从波斯传来的马球，流传下来描绘马球游戏的画作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从中亚各国以及日本、高丽来的使臣、商贾和香客，促进了人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来自这些遥远地区的物品——马匹、珠宝、乐器和织物——激起了宫廷和京城贵族无穷的兴趣。外来文化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臻于完美的银制品，就设计和做工而言，颇有波斯风格。从印度、波斯和中亚传入的新乐器、新曲调，使中国音乐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盛唐社会的自由开放、放任自流，艺坛的思想奔涌、百花齐放，培育了一大批艺术天才，这个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们交相辉映，勾勒出美妙绝伦的盛唐气象。
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进士科考试诗赋，这就意味着作诗成为获取功名的捷径。唐高宗时，进士科加试的“杂文”，就是诗赋，为擅长写诗者提供入仕的正途。唐中宗时，明确了诗赋试与策论试、经义试的同等地位。及至盛唐，以诗赋取士更见推重，唐玄宗时进士及第而位极卿相者，如苏颋、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精于诗赋。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官僚中诗人多如牛毛，为历代所罕见。清朝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编辑《全唐诗》，收集诗作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达二千三百多人，说它空前绝后，也不算太过分。
书法在这个时代也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初唐书坛极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俊俏笔法，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从师法王羲之入手。唐太宗激励人们学习王羲之的书体，简化笔画，书写省力，使“王书”从艺术鉴赏品，普及于政府文牍部门，进而流布于市井社会。到了盛唐，书法为之一变。颜真卿的书法方正雄健，浑厚庄严，一扫初唐的娟媚风气，创造了与盛唐气象相适应的新书体，不仅终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为以后历代奉为正统书体。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天宝初年，唐朝倾全力对付吐蕃，分不出兵力来对付东北边疆的奚、契丹，于是起用蕃将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两年后，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七年后又兼任河东节度使，成为统率二十万精兵的边镇统帅，东北、华北最大的军阀，与西北军阀哥舒翰遥相呼应，雄镇一方。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博得唐玄宗的宠信。在这方面，这个混血胡人很有手腕。
——他善于献忠心以取媚于皇帝。此人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过膝，唐玄宗开玩笑地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大到如此程度。安禄山当然不会放过献媚的机会，巧妙地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赤胆忠心而已。如此赤裸裸地阿谀奉承，唐玄宗居然没有看穿他的虚情假意。
——为了获得唐玄宗的宠信，安禄山在杨贵妃身上下功夫。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四十五岁的安禄山竟然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为“养母”，进出宫廷都以杨贵妃的“养儿”（义子）自居。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手，他深知贵妃受皇上无比宠爱，走夫人路线，是最有效的捷径。
——东北边疆的奚、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奚、契丹，使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称赞他是“万里长城”。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为了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交给宰相，一手把边防军务交给边将。在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也获得特殊的宠信。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可以从边关来到京都，出入宫禁。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是一个野心家。他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又带有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的头衔，管辖东北、华北地区，号称“兵雄天下”。天宝初年，三镇总兵力已经有十八万，当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时，兵力可能已经超过二十万，当时中央直辖军不过十万而已。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力量对比，一旦与中央分庭抗礼，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人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指出，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意思是他将要反叛。事实正是如此。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训练了一支私家武装，绝对效忠于他个人。李林甫死后，安禄山加紧了反叛的步伐。
可悲的是，唐玄宗对安禄山依然深信不疑。杨国忠多次向唐玄宗指出，安禄山必反，唐玄宗根本不信。就在安禄山反叛前几个月，唐玄宗还派官员带亲笔书信给安禄山，说朕已经为你修建温泉，十月间，朕在华清宫接待你。好昏庸的快活天子，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竟然邀请安禄山来华清宫同洗温泉浴。
唐玄宗等来的不是来洗温泉浴的安禄山，而是举起反叛旗帜的安禄山。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