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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等来的不是来洗温泉浴的安禄山，而是举起反叛旗帜的安禄山。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安禄山也不例外，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当他在蓟城（今北京西南）南郊誓师时，为反叛打出的幌子就是“奉密诏讨杨国忠”，起兵“平祸乱”。似乎他不但不反对皇帝，而且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诏书，命他发兵讨伐杨国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特地修建温泉汤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接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就地防御；紧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平叛。
白居易《长恨歌》写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紧急战报打破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歌舞升平。形势急转直下，兵败如山倒。叛军如秋风扫落叶般节节胜利，只用了短短的三十四天，就从范阳打到洛阳，东都洛阳遭受一百几十年来未有的浩劫。守卫洛阳的封常清，驻屯陕州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唐玄宗轻信监军太监的诬告，以“失律丧师”罪，在潼关处死高仙芝、封常清。临阵斩帅的严重失误，是平叛战争的不祥之兆。
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把天宝十五年改为圣武元年，一派改朝换代的架势。这一下叛乱谋反的面目大暴露，先前所谓“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幌子，完全是骗人的。
这时的形势对安禄山十分不利。第一，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联络各地忠义之士，抗击叛军，骚扰洛阳与范阳之间的交通，给安禄山带来了后顾之忧。第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兼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奉朝廷调遣，在平叛战争中取胜，切断安禄山大本营洛阳与根据地范阳之间的通道。第三，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哥舒翰也是胡人，此时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威名显赫，而且与安禄山素有宿怨，由他镇守潼关，足以与安禄山相抗衡。
然而，唐玄宗指挥失误，导致满盘皆输。他想尽快平定叛乱，命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从潼关出兵进攻洛阳，并且要各路兵马围攻洛阳。在当时形势下，坚守潼关是上策，可保长安无虞。在河北战场的郭子仪、李光弼向皇帝指出，如果从潼关出兵，有战必败，潼关失守，京师长安危急，天下之乱就不可平了。唐玄宗拒不接受。杨国忠对哥舒翰有所猜忌，极力怂恿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东征。
这一错误决策，无异于自投罗网，二十万大军一战即溃，哥舒翰逃回潼关时，被部将抓获，献给叛军。一向瞧不起安禄山的哥舒翰，在洛阳向被他骂为“野狐”的安禄山投降。
潼关陷落，长安失去屏障，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逃离长安。次日中午抵达马嵬驿，皇帝的扈从部队发动兵变，杀死奸相杨国忠，迫使唐玄宗命令太监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七十二岁，杨贵妃才三十八岁。旧史家渲染杨贵妃是败坏朝政的祸水，意在为唐玄宗开脱，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一地步，完全是唐玄宗的责任。在马嵬驿的杨贵妃墓地，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题字，共同的主题就是替杨贵妃鸣冤叫屈，多少反映了一点与正史不同的民间意识。
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和执意向西逃跑的父皇分道扬镳，在太监李辅国的扈从下，奔向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灵武，并且在那里登上皇帝宝座（即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郭子仪、李光弼率领五万军队从河北赶赴灵武，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也派兵前来会合。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机。叛军内部则明争暗斗，分崩离析。安庆绪杀死父亲安禄山，抢得皇帝宝座，却只知纵酒享乐。唐军乘机反攻，收复沦陷一年多的长安，继而收复洛阳。
此后安史之乱进入另一个阶段，它的主角就是留守范阳的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他不愿受安庆绪节制，率八万军队向朝廷投降，出任范阳节度使。时隔半年，史思明反叛，与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遥相呼应。唐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以出让皇位作为交换条件，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解邺城之围后，设计杀死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留守邺城，自己引兵北还，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并且在半年以后再度攻陷洛阳。唐朝方面再度陷入被动局面。正在此时，叛军内讧，史朝义杀死父亲史思明。唐军乘机收复洛阳，史朝义逃往范阳，遭到守军拒绝，走投无路，自缢而死。
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安史之乱是开元、天宝时期腐败政治导致的后果。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与商业革命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指出，北宋以前人口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六千余万，此后由于分裂和战乱，人口总数几起几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阶段的天宝十四年（755年）约有七千余万。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万。此后的一百余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即北宋末年）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根据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研究，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二是，原先水稻栽培采取粗放的直播法，这一时期把直播法改造成为移植法，也就是说，过去把稻种直接撒播到田里，现在先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
其三是，对于水稻栽培的各个环节都讲究精耕细作：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锄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
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至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另外有两点也颇值得注意。一是江南麦作的推广与稻麦二熟制的形成，标志农业生产水平的一大进步。与此相呼应的是，水稻种植由南向北推广。二是由于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农村中开始出现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蚕桑、茶叶、蔬菜、漆树、花卉、果树、甘蔗——的专业户，从事个体小商品生产。最突出的是，蚕桑区农家的蚕桑丝织经营，开始从家庭副业中独立出来，形成专业化生产。陈旉《农书》说，湖州地区农家“唯藉蚕办生事”，表明蚕桑经营已经成为他们的主业。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导致“商业革命”较早的出现，成为宋朝历史的一抹耀眼的亮色。
这是西方汉学家的看法。他们把宋朝的转折点称为一次“复兴”，或一次“商业革命”。
费正清和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关于宋朝的第六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方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是言之有据的。
如果对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与唐朝的首都长安加以分析比较，就可以发现唐宋之间的巨大社会变革，也可以从这个中原大都市中看到商业革命的真实状况。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闭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坊”，商业区也封闭在“坊”的区域内，这就是东市与西市。这种封闭性结构在宋朝的开封被打破了。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变革在五代至宋初逐步显现，随着开封的繁荣，不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