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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Ａ·Г，·艾哈迈捷利的《回忆录》，《回忆录》是1957年时在苏呼米写的。
不久前发表了M．B．罗斯利亚科夫的《回忆录》，他在1934年底是州和市的执行委员会财政部门的领导人。他作为党的州委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曾参加12月1日在丘多夫办公室里召开的那次会议。听到枪声后，罗斯利亚科夫是首先跳到走廊并看见基洛夫倒在地板上的人中的一个……此后不久，罗斯利亚科夫连同基洛夫的所有最亲密的战友都遭到了迫害。他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才回到列宁格勒。他的《回忆录》是到1970年时在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拜的环境下才写完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能够说出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的名字吗？
现在到底是什么在阻止另外一些作者去坚决地、公开地和毫无保留地谴责斯大林呢？是的，斯大林领导并参与这一罪行的直接罪证是没有的，这种罪证还没有找到。而间接的罪证……难道还不足以作出客观的结论来吗？何况这种结论中央主席团委员会在1961年时就已经作出来了。①
①《斯大林传略》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五页。——译者注
各种作者在各种不同的执行者中，除了尼古拉耶夫外，还提到了鲍里索夫、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长的专门暗中派来的那个刑事犯。在这里提到的那些出版物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没有下功夫去深入地考虑一下斯大林这个独裁者的心理，分析一下他从艰难的童年时代起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他在青年时代的行为，他在作党的地下工作时和在流放时所犯的种种罪行，他在国内战争时严重的奸细行为，他对病中的列宁所抱的凶狠态度，他在基洛夫被杀害前很久就对忠诚干部的消灭——对这一切都是需要认真地加以考虑的。在斯大林的种种决定、命令、决议、报告、祝词和咒骂的浓烟后面，看得见有一个极爱报复的、厚颜无耻的家伙的身影。对这个人来说，杀人已经是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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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阿·林肯是为了改变国家政策。而向约翰·肯尼迪开枪也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斯大林在消除了基洛夫之后，难道就没有立即急剧地改变国内政策吗？在我们的时代，要划清刑事和政治之间的界限往往是很困难的。就拿基洛夫案件来说吧，在这个案件中，这两者的开端处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大肆进行政治暗杀，使俄国人民老老实实地屈膝投降，使从前沙皇帝国的各民族老老实实地屈膝投降。扫除通向新的君主制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把杀害基洛夫的罪责推在其他对手的头上。恫吓，挑拨，诽谤，悄悄地杀害，高声地审判——在这里，是什么更多一些呢？是刑事罪，还是政治？
我们不打算去弄清斯大林厨房里的各种剂量。重要的是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更正确些说，他已经达到了几个目的。他消除了一个对手。他对于党的其他领袖先是破坏其威信，而后则将其处死。他用“阶级斗争尖锐化”吓唬住了人民，并在这种喧嚣声中开始剪除列宁的近卫军。为了加强反响，开始对被杀害的基洛夫大唱赞歌。用基洛夫的名字来命名许多工厂、许多集体农庄、许多矿井、许多研究院、许多学校、许多船舰……两个州和17个市以及喀拉海里的一个群岛也被授以这种荣誉。一方面是对斯大林那难以排除的“悲痛”慷慨地作出许多标志，另一方面是每天都要提到来自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保皇派匪帮的那些阴险狡猾的凶手。
斯大林猜想到，很多人（不只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会把基洛夫的被杀害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于是他在建造一个公开审判的可怕大厦时，一直在考虑：如何在杀害基洛夫之后，“接着再”把那些安然无恙的政敌们先扣上反对派分于的帽子，再称之为人民的敌人，最后也加以杀害。在1935年、1936年、1938年的审判案中，斯大林对什么人不曾指控———通过维辛斯基之口——其杀害了基洛夫呀！被他指控的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遭到驱逐的托洛茨基也没有被他忘记。在1936年的审判中，总书记甚至坚持要把党的一位著名活动家斯米尔诺夫也列入被告，而斯米尔诺夫在基洛夫被杀害之前已经在监狱里蹲了两年了。斯大林甚至使苏联人民相信，是阿·叶努基泽指示亚戈达和扎波罗热茨把基洛夫加以消灭的。
当1936年在工会大厦十月大厅里进行审判时，我还是一个学习历史的大学生，我当时16岁，父亲50岁。他对基洛夫的死感到很悲痛。进入工会大厦的入门证发给了这位俄罗斯联邦的检察长，他回到家后面色阴沉，心情沮丧。
斯大林逝世后仅仅过了3年，即在1956年，就第一次公开地对官方关于基洛夫被杀害的说法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是尼·谢·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么作的。5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把帷幕稍稍撩起了一点。但是他没有敢于向前再走一步，捅破对主要罪犯不敢明说的暗示。可是要知道他已经掌握了中央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关于这一案件的调查材料。赫鲁晓夫答应要把该委员会的材料和结论公布出来。加入这个委员会的有Ｈ．Ｍ．什维尔尼克（主席）、苏联总检察长Ｐ．Ａ．鲁坚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Ａ．Ｈ．谢列平、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Ｈ．Ｐ．米罗诺夫和监察委员会委员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
专门委员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他城市询问了几百个见证人。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获得了进入中央档案馆的许可后，研究了堆积如山的文件。而基里利娜却无视这些事实。在涉及到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作的闭幕词时，她写道：他“没有掌握斯大林参与1934年那场悲剧的有力罪证”。据她说，中央主席团专门委员会也“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只有不知道专门委员会的材料和该委员会委员沙图诺夫斯卡娅所提供的证词的人才能够作出这种断言。
1959年冬季，专门委员会的委员们来到了列宁格勒。他们请司机沿着通往斯莫尔尼宫的大道，顺路把他们送到沃伊诺夫街。瞧，这就是仓库的那堵墙，1934年12月3日那大，基洛夫的警卫员鲍里索夫就被杀害在这堵墙的旁边。委员们把汽车停了下来。司机以理解的目光笑了笑说：“哎呀……原来你们就是委员会呀……您们是受委托来调查基洛夫被杀害事件的吧。可是这有什么可调查的——全列宁格勒都知道基洛夫是斯大林杀害的。”难道说当时即在米罗内奇——工厂的工人们都这样称呼基洛夫——被杀害之后，彼得格勒的劳动人民没有低声地、小心谨慎地歌唱如下一支民歌吗？这支民歌的歌词是：“哎呀，小黄瓜呀，小番茄呀……斯大林把基洛夫杀害在小走廊里呀。”
该专门委员会根据调查的材料，准备了一份总结性文件，由Ｈ．Ｍ．什维尔尼克和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签了名。在这份文件里，斯大林被揭露为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这份文件散发给了中央主席团的各位委员。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党的领导已经掌握了在斯莫尔尼宫中实施罪行的可靠情况。赫鲁晓夫如果愿意的话，他是能够说出主犯的名字来的。但是那些热烈捍卫对斯大林崇拜的人当时占了上风，后来他们把赫鲁晓夫本人排斥于政权之外。新的时代来到了……
第六章
●斯大林是私生子
●斯大林幼年所受的家庭影响及在宗教学校所受的教育和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的“科巴”这一名字的由来
●斯大林早期在外高加索各地进行活动期间的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对权力的渴望
●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关的暗探—奸细
斯大林要求历史学家们在评价政治人物时不要根据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的言论，而要根据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的日常行为有时候是见不得人的。我们现在也就按他的这个主张来作吧。而在斯大林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成了（而在某些人看来，至今还是）尊敬的对象，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他的尊敬不是由于受到威胁，而是出于内心。因此专门来谈谈这个人的某些特性，并不是多余的。
一个人的性格自然是在很早的童年时代，即在一生的最初几年中形成的。小索索在上学前和上学期间在家中遭受了些什么对待呢？这就是受抽打，受残酷和粗暴的对待，以及经常遭受屈辱。
为什么在描写斯大林的许多书中，甚至在官方为他写的一本传记中，竟没有一幅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相片，却多次出现他母亲的相片呢？对于一个“鞋厂的工人”只是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而这就是人们关于这位后来的领袖的父亲所知道的一切。
斯大林避而不谈自己的父亲显然是有其充分有力的理由的。在上了岁数的格鲁吉亚人中，关于总书记真正的父亲，流传着各种说法。据说，他是沙皇时代一个有势力的官吏，他同自己的女仆克托有过一段恋爱史，克托是加姆巴尔苏雷村的一个年轻女农民。她的全名是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德泽。当他们同居关系的后果无法进一步掩盖下去时，便给克托找了一个丈夫，他就是梯弗利斯省季齐一洛洛村的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还为他买了一个鞋靴作坊，并举行了结婚仪式。
今天已经没有剩下一个见证人了，但是在1954年时，一个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涅斯托尔·梅纳布杰还活着。他在监狱里服满了第二刑期或第三刑期后，去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流放地，在斯大林逝世后，他向自己在流放地时的同志们吐露了一些情况。例如，他说，在朱加施维里的鞋靴作坊里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