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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忆道：“我在一个小房间里见到了科巴。他个子矮小，身体虚弱，既象个残缺的人，又象个等待着惩罚的小偷。他穿着一件蓝色偏领男衬衫，上面套了一件瘦小的、不合身的西装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帽。他接待我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怀疑态度。只是在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询问象是审问）之后，他才把一叠书和小册子亲手交给了我。由于其中一部分书我已经从别的地方弄到了，所以我只拿了其中的3本书。他把我送到门口时，继续用怀疑的和敌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那天晚上我同女友一起访问了由巴库工人领袖斯捷潘·邵武勉领导的一个中学生小组。我们同邵武勉一起回家。我决定向他问一问科巴同志：‘他是什么人？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给我留下了如此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他实在是一个异常冷淡的人、疑心很重的人和非常凶狠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哪里话！他是我们的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和忠诚的地下工作者。’邵武勉要我确信。
我在梅尔库里耶夫街一个贫穷的多子女的洋铁工人那里住下。那里是巴库党委会委员们相聚开会的地方。我们一共13个人，大家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开会前大家热情地交谈着，说着笑话。瞧，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而科巴却仍然未来，他总是迟到。虽然迟到的时间不长，但是经常迟到。好象他戴手表只是为了要算出迟到所必需的时间似的。他一走进来，气氛立即就变啦，好象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束缚住了，于是进取的精神不见了。科巴来时带着一本书，他用稍短一些的左手把书紧贴在胸口上。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后，默不作声地听着每一个发言人发表意见。他最后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把各种观点、意见和论据进行比较。他在选取了最有远景的和最带实质性的意见后，象是作结论似的，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他讲的每一句话就给人们留下了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印象。他以这种方式达到了很大的戏剧性效果。”①
①《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8期第127页。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克努尼扬茨的姐姐法罗大娘①活了90多岁，但她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1905年。
①法罗大娘就是前面说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译者注
1906年。梯弗利斯。在格鲁吉亚首都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科巴不停地对会议主席阿尔谢尼德泽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当阿尔谢尼德泽指责他的行为低级下流时，科巴厚颜无耻地反驳他说：“而我并没有觉察到我脱了裤子……”对此，阿尔谢尼德泽回答他说，他与其说是象个没有穿裤子的男人，不如说是象个“没有穿长村裤的流浪汉”（这是在妓女们中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被刺到痛处的科巴离开了会场。会议是秘密的，入口处布置有岗哨。突然听到了预先规定的警察接近时要发出的哨声。科巴就是这样来报复阿尔谢尼德泽的，是他破坏了党的会议。①
①阿尔谢尼德泽的前引书，第221页。
1908年。库塔伊西。党的地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其信仰来讲，他是个孟什维克）在银行工作。委员会通过他可以同当时实行联合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得到汇款。这位同志认识一些忠于革命事业的在当地卫戍部队中作军事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他经常给党以非常重要的帮助。
高加索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巴库。他就是科巴。库塔伊西委员会的委员们坐在桌旁同来自中央的一位同志讨论当前的问题。斯大林看见那个孟什维克后要求他离开。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把那个孟什维克开除出委员会。从事地下工作的积极分子们捍卫自己的这位同志，这时科巴便以独裁者的口气讲起话来，并以高加索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把那个孟什维克开除。情感上受到侮辱的同志们便到梯弗利斯去进行控告。
此后不久，科巴又来到了库塔伊西。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猛烈地攻击当地的党员们说：“为什么你们开除了那个孟什维克？为什么你们这么做？”——“难道不是你自己要求这样做的吗？”——科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是让你们要尽力留住这位同志，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宝贵的积极分子。”
委员会委员谢尔戈·卡夫塔拉泽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他当时抓起一个煤油灯便朝着科巴的脑袋打去。灯打碎了，灯中的油流遍了这个傲慢的人一身。关于这位被开除的孟什维克的案件交由菲力浦·马哈拉泽来调查。科巴事先得到了一个委员的支持，这个委员对这一丢脸案件提供了假的供词。①
①1960年时卡夫塔拉泽叙述自己同领袖的会见。他讲述了领袖进行的种种勾当和挑拨，讲述了在巴统庆祝五一节的情况，讲述了科巴在巴伊洛夫监狱中和在库塔伊西的表现。他在讲述上述情况时在场的有卡夫塔拉泽将近12个朋友，其中有俄罗斯人，也有格鲁吉亚人。（根据A．N．纳帕娃和A．A．贝克的回忆）。
1908年和1909年。巴库。斯大林在1908年被捕并被关进巴伊洛夫监狱。和他在一个囚室的是一个年轻的孟什维克安德烈·维辛斯基，后者是一个有钱的药铺掌柜的儿子。当时，总书记的这个未来的红人每天都要从父母那里收到一篮子各种丰盛可口的食品。科巴马上就同这个有好处的同囚室的囚犯搞在了一起，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分歧。而为了那一篮子美味的食品，那样作是值得的。
1909年秋天，斯大林在第二次从流放地逃跑后，回到了巴库。当时在《无产者》杂志编辑部里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致米哈·茨哈卡雅的一封信（《科致米卡》）幸而被保存下来了。后来总书记未能把这封信销毁，但他却在很长时间中把这封信列为党的秘密文件。在这封信中科巴提到党内所发生的意见分歧时，把它说成是“杯水风波”。他号召相互斗争的各派别团结起来，“缓和布尔什维主义中某些尖锐的论点”，着重指出了经验批判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好的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决议是在科巴参加下，以同样的精神制定出来的。巴库委员会“反对把站在编辑部内少数方面的人‘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的任何措施”（决议的第七条）。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0页。——译者注
快到30年代时，斯大林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和向上爬的人。1909年是科巴活动中的一个转折点。高加索对他来说已经显得窄小了。在首都党的领导人中间试验自己力量的时候来到了。但是一次次的镇压妨碍了个人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接触。1909年3月，斯大林再次被流放，这次是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斯克。1912年2月，他又一次跑掉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科巴同志出现在彼得堡。不过他在首都停留的时间很短：就在4月份接着又被捕了。后来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
斯大林在索利维切戈斯克流放地时，于1911年1月24日写信给博布罗夫斯基说：“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波’人们自然已经听说了：一方面是列宁一普列汉诺夫集团，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一马尔托夫—洛格丹诺夫集团。工人对前一个集团的态度，据我所知，是表示赞同的。但是总的说来，工人们是以蔑视的态度来看国外的，他们说：‘那些人是在爬墙，他们想爬多少就随他们的便吧，而我们认为，谁重视运动的利益，谁就工作吧，其余的也会自然办到的。我认为，这样做最好。”
这封信当时曾经受到了警察的暗中检查，而在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期间，曾于1925年12月间发表在梯弗利斯的《东方曙光报》上。①
①《苏共党史》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375—376页。
看来，“杯水风波”好象是斯大林最爱使用的一个说法。斯大林写的各封信中那种好为人师的口气和他那津津有味地谈论政治方面意见分歧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这一点在他的第三封信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封信是写给另一个人的，注明的是另一个日期，信中写道：“这种‘杯水风波’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哲学上的意见分歧吗？是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吗？是组织政策（对待左派孟什维克等人的态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吗？是‘各种各样的我’的自尊心方面的意见分歧吗？你是怎么喜欢上了波格丹诺夫的一本新书的呢？我认为这本书中对伊里奇的某些失误已经非常准确而正确地指出来了。还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伊里奇不顾逻辑上的种种要求（是为了讨好。外交吧？）而竭力掩盖……”①
①同上，第272页；《关于为改进培训历史科学方面的师资所采取的措施而召开的全苏会议》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68页（Э．Ｈ．布尔贾洛夫的发言）。
对权力的渴望。在研究斯大林的智能结构时，不能够避而不谈9·弗罗姆的看法，他认为，对权力的渴望是这个暴虐狂的最突出的表现。对权力的渴望，这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是如同想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样一种没有经过思考的渴望或愿望。他之所以需要政权是把政权看作是一种镇压他人（不管他们同自己远近关系怎样）的工具。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18年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过了几个月时，曾经唯妙唯肖地描绘出了这个未来暴君的肖像：“他首先抱怨自己的是，他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还抱怨自己受人侮辱……他象一个多孔动物一样，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复仇的情感，他想要百倍地报复那些侮辱过他的人
他对人的态度就象一个平庸的科学家对待那些被用来进行残酷的科学试验的小狗和青蛙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