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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又来了。刘云光又生了厌烦情绪，认为自已多干，又得不到合理多报酬，工资一缆子，各打五十大板。你一天看三十个病的人，和只看一、二例病的医生，都一样报酬。人家只看你什么时候值班才来看病，并非那个顾医生不肯积极看病，也不是他自已造成，你也发不了什么怨言，先时只在心中有意见，以后就越来越不像话的，一时请假，一时迟到，一时说人事早退。我多看，也在看病制度上发生了变化。粗粗糙糙的，不那么细致认真，开药也不那么够准确。说实话，医生也有一定治病范围，精神也有限度，况这里无什么分科室，什么病，外伤包扎也得干，所以也实在忙不过来。单位又规定只能在这里看病才有一定数额的报销，这也有不少实际问题。刘云光先提出要增加医生，护士。但像这样的单位谁肯来，加上医生多了，护士又要增，这样五厂联合的医务所，也难开销经济的，只能说慢慢来，时间一天过一天，就总无下文。
有时在流行性感冒来时，看病的人又很多，看病排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医疗单位的规模是有限定的。县，镇、大队都有严格规范的，何况这工厂内管理的构造，这里有对外看病都已有提意见的单位了。所以要改变一些常规工作，谈何容易！申请，申请，报告、批准，总非容易呢，领导又不说自已权力小的事，就只拖着。
这门诊虽多病号来看，但因有合作医疗或公费医疗性质，因而在开支过大的情况下，无法支付，只得停办门诊。这样开办时间约有一年多。公费医疗，用药多，漏洞又大。这样的集体单位，要另开支这笔医疗经费，是没有办法的，看病方便，多看病也是有的。弊端就在集体与免费或可少交费，开支比平时太得多。
刘云光又成无业者，在家中又设诊所，这时常常有运动，卫生院常来管束，有时还进行清剿式，使他也十分难堪。因为经常有这种运动，反对个体经营，巩固集体。就是农村的小贩或自已出卖自已的鸡蛋，也常被视为非法，在市场看到工商管理人员来了，也知走鬼的要东逃西窜。这个时间唯有一个乡镇的工商较为不管，多有鸡蛋卖，也多人在那里买。还有一个县与县交界的乡镇。在河的沙滩上成了二个县无管的自由市场，不然农民买卖也成了弃农经商的罪名。给同村社员看到，还怕运动成了斗争材料。
刘云光也当然知道他们是公事公办，背后也有叫他小心的，或叫他小规模，以免没收时损失过大。故也并非一点人情也无，况无上级的命令，或形势所就，谁可为之，这种行为在旧社会不叫打劫吗？白天走入别人的家去没收你东西，行吗！还有人原来自已管人很严，自已出来无业做什么买卖也一样被人管，这些都是常见到的事。
刘云光也可能因为无业，肝火过盛，有时多饮酒巴，颈间淋巴发了肿瘤，初时不多注意，以后逐步肿大，心间更为烦躁，又更以酒巴解愁，没有了止，病情自然更为恶化的。人生几何。
这时恰有一种政策，几在香港出生的人，属香港藉，可以申请过港。他也假了一些亲人来信，要求过港团聚的说法。他拿着表格填过港申请，看只陈早起说：“早起，我申请过港，你的看法怎样，有没有价值，现在自已又有病，这里又没什么工作干，也十分无聊。”
“过港是有希望的，在这里就无发达机会，最多可以找到一份职业，安定生活就算不错的了。能过港是值得考虑去的。”陈早起说。
“我母亲在抗战时期，走日本，香港沦陷逃来这山区，当时还有其它一伙人，我随她逃来时已有五、六岁，有一点点印象。来这里无法生活，我母亲嫁了人，我也没有没有改姓，我母亲以后为他养的孩子才跟养父姓张。我以前也有填表的，这回申请也是有条件的。”刘云光说。
“不过你现在有这种病，过去实际又无亲无故，又无住房，还得挨苦，要慎重考虑。”陈早起说，“那里有病就麻烦。听说可以免费医疗。”
“免费医疗，大病也难治好的，但为了自已过去后，就是死了，子女可以申请过去顶家产，所以怎么说也得申请过去。”刘云光说。
“这样考虑是对的，一个人也只为下一代着想就是，祝你成功。”陈早起说。
他们告别，刘云光自先到居民委员会盖印出去，第一手材料，再报公社，又再由公社民政方面证明，接程序上报公安局派出所再报公安局签定股，不必絮烦。等待通知。
这时申请也中要条件充分，就是假的也好，合乎报批手续就可以申报，总有送礼争取先排队，也最多送些酒，烟、或请吃一、二餐，或送些，白花油。牙膏，一些香港衣物，以表示确实香港有亲人。亲不亲，财产也难相共的，何况这么容易去接财产了！除了打官司争财产。以后申请过港人多了，改革开放后，送礼才旺盛，这些有案卷宗所证，这里不必细叙。
刘云光也很谐趣，因为这个县很山，过港发财者少，自1979年后，对香港没有那么禁固。有一些香港客回来探亲带来的小型电子收音机和三洋牌单喇叭收录机，都感新鲜。以后再进一步带来不少台式电风扇，十分得意。又再过一阵子，就有四喇叭的收录机，立体声。据他自已算，他搞到的是属这个县城的第九架，可见这时对这些物件还是十分新鲜的。谁有这种机，他可以一、一数出来。亦似出了风头。
大约在1980年，他被批准过港。过去以后据他来信说，在某间药店看中医，每位可收十元港币，生活也还有困难。又单身无聊，这个时候他的病又有所发展，约有一、二年时间、病死在香港。因无亲人，同乡会或朋友出钱草草葬之。亦说火化。他的儿子也只听说他由同乡会殡葬，可说狼狈。这里无法即办过去奔丧。只由此理由，申请过港继承财产与处理骨灰，经过一年多，也已顺利批准过港去了，这些是后话，也必多叙。
一日，凌子山无事出街散步，看见王万先也在前面走着，看背影先不知真是他，只紧跟上，走近了才知真是他，便叫着说：“怎么啦，什么时候回来的，据说你插队的地方很远。”
“是的，离县城有几十里路，又是山区，又地疏人生，处境十分困难，所以经过活动。准备割回附近来插队入户，离县城近些。”王万先看见凌子山，心情也很好，高光的报告说。
“用什么办法，这样的事也不那么容易的啊！要有什么关系的。”凌子山笑着说。
他们二个人慢慢地走着，过龙腾街，来到大榕树下，坐地石头上，追忆童年 ，谈心。
“讲起来也不怕笑了。我母亲早些年与人结婚，继父在附近村田乡，是祖居离县只有十多华里，一样赴此县虚。由于继父自少年过南洋，回来孑然一身，连家也没了。只靠走单车载客谋生。以后与我母背着我结了婚，我也多不理她。这回他以华侨身份要求妻儿回老家定居，道理十足为我出了不少力，这里也有政策的问题，乡干部只有答应他的要求了，只得答应我回他老家落户。”
“那也是要花不少力气，他一是华侨回国，二是你母嫁给他，讲什么你母也应可回他老家，何必到处地插户，你与母亲可回原藉住是天公地道的了，怎可异议！”凌子山高兴的说。
“当时插户就没有想到，心急了就什么也顾不上，有这样的关系也不会利用，连我母亲也没想到。我这养父性硬，加上是华侨本人不用插队，只在县城住他一个人，房子又归了他管理，为了我们插户的人死心不回城，政府房管动员我卖房子，我只说就没收也不卖。”王万先笑着说。
二个人还讲了些在学校时时愉快的事，心情较为平静。凌子山说：“人生真有子少想不到的事，一晃已是这么多年了，现在还没有成什么事业，少年意气，这时已是另一番的想法的了，可能就这样不会变的。”
“我认为会有变的，我所以不肯卖房子，也盼望有这么一天，没收了他不敢，卖了就有凭有据，到时要的时候就麻烦了。”王万先说。
“你的眼光比我强，这也很有或能的，现在你搬回这老家，很有机会来坐聊。”凌子山说，“少年之友，现在多不团聚的。”
“听说有李庆霖写信给毛主席，插队的人生活艰苦，年年月月，缺衣少吃，理发的钱也没有。毛主席接到信很感动寄给几百元给他。看来这事要有解决，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天地是广阔的，制度就不广阔，人从制度、规定，天地再阔，你也受到限制。地理也有条件，人与人之间又是争着吃穿，互相攻击，抵制，生活的富裕就不这么简单能干到的。”王万先说。
“我也有听说，我常常下乡，与外地来的老农或采购员在旅店坐谈时，都谈到处界形势。一个人在异地生活，有不少困难，而且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农村的安排都很难。要对知青的生活多照顾，农村用什么去照顾，物质这么紧张，自已也可以理解的。”凌子山说。
“就是关心，也是最多以语言多温和点、用毛主席语录多念几条就觉得浑身是劲。知青也好，插户也好，分粮时一视同仁，还不知能不能吃饱。也感到高兴，所以要割回这个继养父的生产队，也只望少受些气味而已，从粮食水平不一定有那里这么高。”王万先沉着气说。
“现在物质紧缺，温饱线也要花不少劲。卖猪肉本称屠夫，现在成了多人羡慕的职业。也是因为他们接近猪肉，可望多吃些，谁还会嫌他肮脏，好吃的东西就令人口馋。”凌子山说，“所以农业如粮食多，能吃饱也多人愿去，正因为农民种粮无能吃饱，养猪不可多吃肉，只有上交的义务，反成了一种负担。”
“可以说卖盐的喝淡汤吗？其实那是从节约，心甘情愿，并非被迫。农民有权养猪，无权杀猪，私宰生猪就有很重的罪过了。杀牛更成了破坏农业的罪人啊！”王万先说。“这非省钱不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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