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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自况？
《文选》的十七首《咏怀》中另一首说了这两句：诗 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
人 “多言”、“繁辞”，“焉所告？”就是“何所告？”“何处告？”
“将诉谁？”说了也是白说，何必说那么多？然而，阮老前辈！您既然开了这个头，以后接着来的就更繁更多了。《离骚》从此变成《咏怀》了。然而，现在城市中高楼林立，见不到明月，听不到大雁，“北林”、“朔鸟”都消失了，“上山下乡”已成过去了，环境变，人也变，不孤独又没有忧思的人怎么会和《咏怀》共鸣呢？《咏怀》永远是孤独的。
（一九九五年）
与文对话：《送董邵南序》
韩退之，韩愈，韩老先生，“唐宋八大家”的首席，“文起八代之衰”，可算得古文大师了吧？不管排行榜列在第几位，一提到古文就少不了他。他的文章有什么高妙之处？我年幼时背过一些篇也没明白过来。现在试试与文对话，找一篇短的《送董邵南序》，不到两百字，《古文观止》里就有，可能是我念他的古文的第一篇。
文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人 燕赵是现在的河北山西一带了。能慷慨悲歌的士必不是埋头书本的文士，那便是勇士、武士、“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猛士了。可是怎么“古称”呢？是自古以来吧，还是古时这样说呢？还是据说古时是这样呢？燕国太子丹派职业杀手荆柯去刺秦王没成功。您老先生说的士是指荆柯之流吗？这样粗浅的问题，大概您不屑于回答了。
文 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士。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人 “有司”就是主考官和人事部门的官。这位董邵南是个书生，据说是“草木皆兵”的八公山下淮南古寿春的人。怎么他成为进士，竟然一连几次都不得志，不如意，不能及第，被主管人员排斥，得不到官做？“进士”学位不低，还没有用？“怀抱利器”指的是学间文章，不是利刀吧？他一气之下，满腔苦闷，“适兹士”，到河北去。文士抱“利器”去找慷概悲歌的武士干什么？想造反吗？
韩老夫子，您不劝他，阻挠他，反而写篇序文送行，还预言他“必有合”，一定能有遇合，就是说得到赏识，做上官。您还勉励他，教他努力。我大胆说一句，这和您提倡忠君不大合吧？
文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人 这更叫我迷惑了。老先生提出了仁义二字，说是努力于仁义的人都会对时运不好的董生你（子）爱惜的，何况（矧）燕赵的那些生性就慷慨的“士”呢？
是指武士？还是指文士？“有司”不爱惜董生，岂不是反不慕仁义，不如武士了吗？顺便暗中讥讽了一句，是不是？不管武士、文士，他们能给官做吗？老先生说这话当真有点莫名其妙了。请回答。
文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乌）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人 回答的太好了。我真要拍案叫绝了。原来您一开头用了个“士”字是打埋伏，其中大有文章。古时有士慷慨悲歌，今天还有吗？风俗是会变的。我怎么（恶，乌）知道那里的人变了没有？那就要看你去碰碰运气了。说的是，你要努力啊！没说的是，董生啊！靠不住啊」你运气不好，到哪里也是一样。那边的大官，掌兵权的节度使，还是从前造反的安禄山那样吗？你是跟他们造反吗？你知道他们是安禄山还是忠君的郭子仪呢？武士看得起文士吗？危险啊！话没说，比说出来更有力量。您老董若是有点聪明，有点自知之明，不是书呆子，还是调查研究一番再去吧。
文 因之有所感矣。
人 韩老还怕董生不懂，又加上几句，说是自己的感想，实际是劝告。
文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日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面仕矣。
人 尊敬的韩文公老前辈，我对您磕头礼拜，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开头一句的“士”是谁？现在露馅了。原来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乐毅将军，二是高渐离屠户音乐家。燕国乐将军有那么大的功劳，打破齐国，攻下七十余城，后来与管仲并称“管乐”，诸葛亮都佩服他，“自比管乐”。可是功太大了，被国君怀疑，不得不逃奔赵国，挂虚名“望诸君”，死在赵国。高渐离会打击乐器，屠狗卖肉，是荆柯的朋友，也是刺秦王不成而死。韩老夫子开口称赞的燕赵之“士”古时就是这样倒霉，现在又怎么样？韩公要求董生告诉他们出来做官，这不是废话吗？董生自己做不成官，还能劝别人做官？原来韩公是说，天子，皇帝，还是圣明的，不要因为官坏就不信任皇帝了。还要有信心，要“忠字当头”，不可三心二意。安禄山造反没有好下场。乐毅、高渐离都触尽霉头，董生你还去燕赵干什么？这不过是着重说出“明天子在上”。“天王圣明”，这正是韩公的名句。这篇文明是送行，实是挽留。一口一声说“勉乎哉”，实际是说，要考虑啊！
要慎重啊！话是这一样，意思又是另一样，意在言外，又在言内，先似正实反，后似反实正。总之是不管艰难挫折，不可丧失信心，“忠”字第一，个人只有服从命运。全文几乎是一句一转，指东说西，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就是中国自《春秋》以来的传统文体文风吧？就我的浅陋所知，好像是外国极少有的。中国古代文人少有写大字报明捧明骂的，除非是代笔作“檄”文，如陈琳、骆宾王。个人的文章总是讽谕为主，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韩老前辈！我还有句话想问。
若在今天，您会不会再写一篇送人出国序呢？您会怎么说呢？还要请他替您去凭吊华盛顿、林肯之墓吗？去访吉田松阴被囚之地吗？到街头去找卢梭，到小饭馆里去遇舒伯特吗？既然知道“风俗与化移易”，今人非古人，也就不必再写文章了吧？
文 （已完，无答复。）
谈《千字文》
《千字文》从前是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一同作为发蒙识字读物的。办小学兴白话文以后，这些书作废快一百年了。《千字文》有著名的草书字帖流传，又可作为号码，但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不料七十年代初期《三字经》、《千字文》忽然行时，成为批判对象。但《千》不如《三》，因为难字和典故太多，没有多少大道理可批。现在我又来炒这冷饭，不过是想藉此谈谈“文体风格”方面的问题。
研究文体，外国有一种“学”或“论”，近几十年好像有些发展，不是只讲体裁分类及其源流和优劣以及抒情、叙事、议论等分类了。我不知道这算是语言学还是文学理论，应当译成什么名堂，暂时说是文体风格研究吧。我只看到英法德各一本专题小书，同名而各不相同，各依据本语言的特色，运用各自的方法，作出各种说法。我觉得我们也不妨在诗词歌赋和抒情叙事之类文体以及豪放婉约之类风格的研究以外，引进一点外国的软件来开拓自己的研究。我自然无此能力，不揣冒昧拿这本小小的发蒙书来闲谈几句。这完全不同于法国人伯希和的考证和启功教授的论说（在他写的《千字文》帖后）。
首先我想到，《千字文》本不是识字课文，也不是教书法的，却作为这两种书传了下来。识字书大概从李斯、赵高所编开始，还有史游的《急就章》，是教篆隶字为当时的文字改革服务的。《千字文》有了智永、怀素等名家的草书帖以后成为学草字的名帖，又给小孩子当顺口溜背诵去认识汉字，还能当号码成“天”
字号，这都不是它本来的“意义”。梁朝（六世纪）忽然兴起这种文体，作者不止一人，传下来只这一本。本来当作诗，后来当作字，认字，写字，编字号，所以可以说是一文而兼数体了。古人读《庄子》、《史记》往往不是为哲学、历史而是为文章，读《论语》不是为道理和文章而是为考试。文体的形式是一回事，它的意义，或简单说是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另一回事。这大概是讲中国古代文体时值得注意的一点。
《千字文》实际是“千字诗”，是一首四言古诗，又有点像赋，还限制用韵。
现在传本题下注明是作者周兴朋“次韵”。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一些新文体形式，例如“七”、“演连珠”等，“千字诗”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后来多半中断，唐代出现的新诗文体才一直传到几十年前。这未必仅是文体形式的问题，不能只从语言探究，可是又不能脱离语言探究。文体风格的意义和语言及社会的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点。
周兴嗣作这篇诗署名在官衔之上还有个“敕”字。这说明是奉皇帝诏命作的，也许和清朝的翰林作八股文给皇帝审查以便圈定放出去当学政大老爷差不多。这决定了这篇文的内容和作法，不仅是限定了四言，限定了韵脚。这种奉“制”作诗或为神作歌的传统只怕从《诗经》、《楚辞》就开始了。忘了这一点，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认识会有缺陷。这也是文体风格研究不可少的一环。
中国古代诗人文人有作品长久流传的多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小牢骚。有的写给自己和朋友以及后人看，有的在官书中掺杂进私意。前者以屈原为祖，后者的老师是司马迁。尽管文字狱从古不断发生，文人还是警惕不够，不由自主会惹祸。周兴嗣的《千字文》从内容结构措词造句看都是端端正正的。皇帝看了说不出什么。作者也未必想到发牢骚。可是文人习气，尤其是当文官的人的习气，还是免不了。试看这篇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始，由天地万物说到人，正是“三才”的顺序。一说人，又从帝王开始，“龙师火帝，鸟官人皇”。随后说到人的道德品性，�